最后，机构投资者需要确保内部投资人员和外部基金经理都致力于长期投资。常见的薪酬结构，如每年2％的管理费和20％的绩效费用，几乎不能奖励基金经理的长期投资技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发现，尽管机构投资者希望，年度现金支付只占基金经理年薪的38％（其他以股票、延期现金、股票期权等形式出现），但实际占到了74％。许多机构在过去十年中，致力于减少固定管理费用，现在更应该集中精力鼓励投资人员的长期视野。 CPPIB已经尝试了一系列新颖的方法：与公开股权基金经理锁定资本至三年或以上；支付更低基本费用，但更高的绩效费用；并推迟相当一部分基于绩效的现金支付，以便建立更长期的业绩记录。

（二）通过主动参与和积极管理创造价值。面对一个战略失败或经营糟糕的公司，许多股权所有者的典型做法就是卖掉股票。值得庆幸的是，一小部分领先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效仿私募基金。他们与所投公司的高管交流，并保持长期互动和跟踪，以便创造价值。BlackRock的CEO劳伦斯·芬克（Laurence Fink）是这种潮流的引领者，他告诉上市公司不要仅仅争取代理咨询公司[5]的认同。相反，公司应直接与BlackRock和其他股东合作并建立长期关系。例如，参与度与持股比重的匹配可参见“股权参与频谱”。当然，基于其内部投资能力及资产规模的不同，机构投资者应独立或协同采用其能力范围内的策略。

有些机构投资者体量足够大，可以投入

资本专门进行投资关系建立，与董事会和管理层密切合作，以优化所投公司的方向。这可能涉及获取少数上市公司大量（10％至25％）的股份，并且长年持有股份。对于小型投资者，可以通过例如Value Act Capital和Cevian这样的独立基金，汇集资本以便影响上市公司的战略。这样联盟的合作伙伴可以共同与管理层互动，而省去建立内部团队的固定成本。

即便对公司影响不大，或未提出独特的合理建议，参与公司长期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也可从中获利。例如，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养老金（CalPERS）专门筛选出在股价表现不佳，且在公司治理方面欠缺的公司。将这些公司列入其观察名单[6]，并试图与管理层和董事会合作，以便在战略或治理方面做出改变。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从1999年到2013年中，进入观察名单的公司在其后五年产生的累计超额收益超过行业基准12％。其他研究也显示类似的结果，公司在进入观察名单后的前三年表现更抢眼。有趣的是，CalPERS合作的非上市公司业绩往往优于上市公司，因此自2011年起，CalPERS一直专注于私募投资。

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幕后进行主动参与公司治理，是更有效的，但有时不可避免地公司需要面临公众压力或公开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的机构投资者不应简单听从咨询公司的指导，他们的咨询短期导向。相反，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同行交流的网络，事先决定人选和指导原则，从而迅速形成一个大型投资者的微型联盟，对公司潜在的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反应。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是个有意义的例子，机构投资者的微型联盟与长期导向的对冲基金合作，成功地引导了管理层的战略。

透明度更能促进这种协作。在英国，主要机构需要“遵守或解释”他们根据“英国管理权守则”制定的参与原则。在其他地区，大型机构投资者和管理者也应该公布他们的投票政策，并且当发生管理权争夺时，提早在投票前公开他们的意图。小型的机构投资者，或无意参与内部监控和与公司互动的投资者，可以将这个角色外包给专家。例如，Hermes股权所有服务公司是由英国的BT养老金设立的，为35家全球机构投资者提供代理投票和参与服务，所服务的客户规模已达到1790亿美元。

最后，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动管理者，机构投资者应该参与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管理。然而现实中，最大的一些机构投资者对市场规则之类的信息三缄其口。常常避免公开讨论有关准备金规定、金融市场改革和申报信息标准的议题。然而作为长期投资者，他们应该掷地有声地解释市场是如何有效运行，以保护资产所有者的利益。

（三）要求公司注重长期发展，改变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互动模式。如果连粗略衡量公司的长期表现和稳健发展的标准都没有，很难做出长期的投资决策。在评估公司长期绩效时，关注诸如10年经济附加值、研发效率、专利通道、资本投资回报率和生产能源强度等指标，可能比基本GAAP会计准则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每个公司都应该采用，具体标准可因行业而异。

公司必须遵循这些标准并公诸于世。 Natura是一家巴西化妆品公司，正在推行一项战略，旨在不损害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扩充其上门销售队伍。为了帮助投资者了解这一关键策略的表现，该公司公布了销售人员的周转率、员工受培训的时间、销售人员的满意度和发展朋友为下线的意愿强度。无独有偶，Puma作为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意识到其行业在供应链中面临重大风险，因此它公布了其对多层供应商的严谨分析，并通过分销商告知投资者，公司产品在健康和安全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大型机构投资者需要引导所持有的公司将时间和精力从发布季度目标上，转移到思考和实施创造公司价值的战略上。为此，他们可以与行业联盟开展合作，如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可持续发展会计标准委员会（the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投资者驱动的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the investor-driven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甚至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准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仅仅提供相关可比较的常规数据是不够的。近年来，彭博和MSCI等数据提供商已经开始提供长期指标，例如员工周转率和温室气体强度与收益比率，但数据的使用非常有限。为了将数据标准转化为行动，目标投资组合经理必须确保分析师更好地把握长期指标，并确保内部和外部资产管理者将这些长期指标融入其投资理念和估值模型。

（四）系统化自身治理，以支持长期战略。适度的公司治理是公司业绩表现的关键因素。如果机构投资者着眼提高长期收益，他们需要支持和加强制度化公司治理的理念。其中的第一步是明确作为资产受托人，应注重专业投资技能，为受益人赢取长期的稳健回报，而不是像赛马一样看重短期表现。

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应对投资机构的董事会设定高标准。董事会必须是独立、专业、具有相关公司治理专长，并认同长期投资理念。董事会成员需要由有能力、愿意投入时间的人胜任。不幸的是，许多养老基金，包括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雇员养老金并不是这样经营的。他们常常屈服于短期政治压力、缺乏专业知识，难以作出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长期投资决策。

成功的案例包括新西兰退休基金，由“监护人”董事会监督，其成员是基于他们在投资管理方面的经验、培训和专长选出。董事会近距离受控于政府，只限于在所谓的“审慎、商业”基础上投资。董事会定期接受独立业绩审查，并公布其进展情况以回应建议。另外两个典型是Wellcome Trust（驻英国的全球慈善基金会）以及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模式，都是将战略投资的实施委托给有专业经验的委员会。

专业资产管理应建立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以减少短期业绩压力及促进长期逆周期表现。这些措施可以包括：在市场过热期间自动卖出股票的再平衡机制，确保流动性需求以便在市场低谷有现金抄底；以及在某段时间暂停货币对冲机制以减少短期波动性。这些政策需要在事前做好预案，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机构也可能在市场波动期左右为难。

以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NBIM）为例，它拥有挪威超过8,14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盈余。2007年，财政部和NBIM制定了一个长期目标：将基金的股权比例从40％提高到60％。然而，当金融危机爆发时，NBIM在其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的损失超过40％，并面临着阻止再度买入股权的巨大外部压力。然而，其强有力的公司治理，加上充足的流动性，使其能够坚持其长期股债比例。 

2008年，它将610亿美元的全部资金流入（即基金价值的15％）用于购买股票，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获得了34％的股权回报，超过了股票市场的反弹。几年后的在类似情况下，NBIM保持了其逆周期战略，在2011年的下跌股市中持续增持，一举将2011年股权投资近9％的损失，扭转为2012年18％的正回报。

资管公司的董事会和领导层必须认识到规模效益。较大的资金量使投资非流动资产成为可能，使得直接投资具有成本效益，并能促进内部参与和积极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而创造更多的长期投资机会。包括加拿大安大略省财政部退休金投资顾问William Morneau在内的分析师看法认为，一旦资产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投资机会往往更具有成本效益。这表明储户、监管机构和小型资产所有者的董事会成员应该对资产整合持开放态度。

三、 大型机构投资者应挺身而出，建立长期平衡资本主义

今天，许多商业周期都存在着超越季度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但在整个投资价值链中，短期思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左右董事会的决策。

如何知行合一？我们相信主要资产所有者是撬动转变的起点。除非机构投资者彻底改变短视主义，其他主要参与者，比如资管经理、商业公司董事会和高管，都可能继续受困于毁灭价值的短视主义。大型资产所有者应该抓住机会，承担领导者的责任，成为建立平衡的、长期的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最终大家都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