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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方面看，成本推动，它是要素变化之后，投入产出结构不适应，形成了成本推动的压力，消耗不掉。从需求拉上来看，它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导致央行不断印钞票，形成了需求拉上的一种威胁。真正要缓解目前潜在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要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另一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看起来是动力不足，我们现在寻求新动力，一个投资，一个消费。
从投资来看，为什么我们现在投资、需求疲软？其实不是说银行没有钱，也不是流通当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现在融资问题不大，它的直接融资，在境内境外都有上市渠道，它的间接融资，国有银行对国有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总体上是信任的，也是支持的，甚至是追捧的。问题出在哪呢？这些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它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如果敢扩大投资的话，就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低水平重复的结果，就是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目前普遍去产能的时代，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不可能维持。
消费需求疲软，看起来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在下降，但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结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是什么呢？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初次分配，在生产者当中进行分配，生产者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政府是税收，企业是资本盈余，劳动者是工资。
中国长期以来这三个部分，分钱的时候，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这三个人拿到钱，劳动者的工资拿去消费，但是它的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这样，消费肯定就上不去。这是宏观。
中观层面
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发达和贫困，差距非常大，如果发展均衡，贫困地区都上来的话，中国消费规模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收入水平为什么会有地区差，会有这种繁荣和落后的差距呢？
往深了看，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做过分析，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城乡，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哪个地方的城市化程度高，它的整体收入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农民多，城市化水平低，哪个地方总体上居民平均水平就低。
地区之间繁荣和落后这个差距首要原因，从发展角度来说，它是城乡差距导致的。
城乡为什么这么大差距？再往下看，来自于产业差距。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我们GDP去年63.7万亿元，这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点，可是我们2014年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在32%左右，意味着32%的劳动力分享了9%的GDP，剩下的60%多非农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这就使得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拉开了。
微观层面
劳动者之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总共有12年的时间，这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
出现这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的红灯线就开启了，需要加以注意了。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49.1%，也就是20%的人分享了49.1%的国民收入。
这几年我们有所注意，有所调整，效果有，但是不大。到2014年，这个数据为46.7%，还是在警戒线之上。
这还是官方数据，民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恐怕还要更严重。这样的收入差距一旦扩大，它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于下降，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增长动力。
所以，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
这些调整都是很艰难的，不是短期政策能够奏效的。中国经济下行，来自于内需不足，内需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上不去，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上不去，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同样是结构问题。
这就是我讲的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深究一下，这个新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失衡。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下行，都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因此中国现在要使得中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着力点、核心应该聚焦在调整结构，所以现在结构调整问题就成了“十三五”期间核心要处理的基本问题。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以及它的原因。
总理说，“我们的武器库里面有弹药”
最后一个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的政策调整，以及它的效率和变化趋势。
“稳中求进”，宏观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针对这些问题，宏观政策方面，现在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松紧搭配”的格局，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它的首要目标还是保增长，目的就是稳定社会的就业。
“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一个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方向是从紧的，它的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
现在宏观政策两大政策与手段，方向不同，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稳健”的。目标不同，一个是首先保增长，一个是首先遏制通胀。为什么不能把两个政策统一到一个方向上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呢？就是前面讨论过的，新常态下的新失衡，双重风险并存，它要求宏观政策在方向上刚好是相反的。
要遏制经济下行，总体上来说，就要扩张，但是一扩张，就可能激发通胀。
要遏制通货膨胀，总体上来说，就要紧缩，但是一紧缩，就会加剧经济衰退。
当这两个风险同时发生的时候，它要求的政策是相反的。这就很麻烦。
我们现在既不敢双紧，也不敢双松。若是财政、货币政策统一在一个方向“双紧”，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但是会激化经济下行的矛盾。若是“双松”，财政和货币同时扩张，它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会加剧通胀。
于是就搞了一个松紧搭配的组合，带来的问题可能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相互矛盾，从而降低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在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状态下，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首先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
如果我们采取“双松”或者“双紧”的政策，就意味着在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下，我们为了治理一重风险，而置另一重风险不顾，宁愿加剧一重风险，来确保一重风险的治理，这个风险太大，我们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我们既不采取双松，也不采取双紧，采取了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这样的组合，可能使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伤害，但是它能保证宏观调控的风险加以有效的控制，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确保6.5%的经济增长速度？
松紧搭配的格局不能改变的话，现在能变化的是什么呢？就是松紧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倾斜，也可以朝“紧”的方向倾斜。松紧力度的调整，它的根据与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来控制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怎么调？根据是什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话，共两句，第一句，“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第二句，“还要联系国民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依据这两个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合理的区间。
第一句话，“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什么？就是下限，最低速度。国民经济至少需要增长多少，下限因素很多，核心因素是就业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稳定关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失业率相对越高。所以，在确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最低增长速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虑这个国家就业目标的基本要求。
美国的失业率的红灯线锁定在6%，欧盟马约锁定在7%，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水平以下，政府就要干预，就要去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岗位。
中国能承受的失业率到底有多大？这个很难说，因为中国二元结构比较复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4.5%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数字（4.5%）看起来很低，但是稍加分析，那就绝对不低了。
有两个因素。
美国、欧盟的失业率，无论是6%也好，7%也罢，涵盖的面非常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很低。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约2.3%，欧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5%左右，因此，非农产业的失业率涵盖面已经非常广，涵盖了98%和95%以上的劳动者，农业那块很少。我们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农村还有32%的劳动力在农产业就业，每年还以几百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冲击城镇的就业市场。
另外一点，政府要求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的话，地方政府会出现一些行为的变异，若是有人失业了，地方政府不让你登记，因为一旦登记，政策指标就完不成。1997年开始，搞了一个家庭入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真实情况比一般公布出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要高2个点左右，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5%，实际上的失业率在6.5%的水平。
要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下，根据中国目前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水平，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6.5%，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所谓下限。
“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可能”是什么，就是国民经济能承受的速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一般通货膨胀率越高。所以，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上限的时候，一般要考虑在一定时期，社会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