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也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的变化，这个系统的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1、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严重衰退风险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总成本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

四大成本在上升：

（1）劳动力、工资成本。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更不用提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中国现在的工资上升说起来也是应该的。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保、公积金等等大幅度提高。现在2亿多60多岁以上的人，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和国际社会不太一样。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2）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稀缺性导致的。

（3）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穷的时候，破坏环境没人在乎，也没人去管。但是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秋天我去河南，雾霾比较严重，大家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再过几天，我去东北，雾霾，有人说，东北冬天烧煤取暖，所以导致雾霾。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为什么就没有雾霾？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实际上，就是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稍有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4）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穷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且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的不严，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当你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小，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另外，随着立法融入世界，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就不能随便去模仿了。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这四个方面，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

那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从以往的主要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做这种转变、效率滞后的话，成本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价格一旦起来，成本推上去以后，就社会来讲，就是不稳定，大家怨声载道，就经济来讲，这个国民经济没有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性。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

2、从旺盛变成了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过去在穷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就可，不用关心销路。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那儿排队抢购。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投资为什么会疲软呢？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创新力不足，那就糟糕了，情形变的很尴尬。

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往你这里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你的劳动力更便宜，资源更便宜，环境便宜，成本低，你更有优势，所以人家来了。

现在，这些都不便宜了，所以人家也就不来了。世界上总会有比你更穷的国家，那个地方的成本更便宜，人家就往那儿去了。人家旺盛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你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银行拿着大把的储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如果银行楞投，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会形成泡沫，遇到经济周期的话，你逃也逃不掉的。所以银行大把的储蓄投不出去。

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储蓄扩大了，但是投资能否旺盛的增长，很重要的看你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不去，那是根本投不出去的，这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的疲软。

消费需求疲软。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力是否跟着提高，它有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把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

我们知道，人的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越是有钱人，消费占的比重越小。如果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不怎么花钱。而大部分青年精英的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他就是想消费也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他就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未来的消费。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力普遍下降。

高失业风险。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总需求不足。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而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企业，则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失业率就会上去。穷的时候，失业率高一点，不要紧，因为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那么，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而他们有政治诉求，有组织能力，搞不好就会结党，这就很麻烦。

社会到了这个阶段，两个条件的变化，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另外一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适应不了，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高失业，意味着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干柴，稍有摩擦，社会矛盾这个火花嵌上去，会燃出一个什么样的燎原大火，谁都不知道。

3、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鉴

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一共116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个穿越的，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一共有15个。这1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从不落下，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另外13个国家和地区，它穿越的并不完整。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拉美漩涡”

第一波是70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之后，条件变化，它不适应，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所以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40多年了，不仅这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穿越，而且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危机不断。从7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东亚泡沫”

第二波，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亚几个国家跟在后边，被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带动，到198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同样到了这之后，穿越不过去，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低水平扩张的经济规模作为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把这个称之为“东亚泡沫”。

“西亚北非危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动荡的这些国家，突尼斯也好，也门也好，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埃及也好，这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

这些国家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的政治还是稳定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等。它的资本是充裕的，国际社会对它是信任的，大量外资是进入这些国家的，所以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

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特别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这些国家的经济遇到了障碍。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面的动荡。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它不仅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它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我们看到前面这三波，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总是穿越不过去。

我们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不用多说，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挑战也不用多说，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社会当中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当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最近，总书记的讲话里也在讲，“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　结构失衡惹的祸

宏观经济失衡致“双重风险并存”

国民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就是总量，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无外乎两个表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

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