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整理存书时，才终于翻了翻有点泛黄的巴顿·比格斯先生所著的两本《对冲基金风云录》。这时才注意到，在妙趣横生的书中，他描述过那个由他无意间重新兴起的梦幻般的格林尼治基金小镇。

他在书中说，“在格林尼治，买地绝对是很好的投资。成功的对冲基金人士都喜欢住在这儿。拥有土地也是一种分散投资的方式，可以抗通胀。而且，土地这东西看得见摸得着，不同于纸上富贵和数字游戏。”

他还描述了格林尼治小镇圣诞节时人们互相发送自我炫耀的圣诞信与贺卡，充满了纸醉金迷的色彩。

这些当然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们最喜欢的桥段了，虽然他们不可能亲身实践这种疯狂，但是土地升值、富人汇聚、纸醉金迷，带来的一个区域人气和税收的膨胀式发展，无疑就是政绩的最好背书。

所以格林尼治这个有着300年历史的古老小镇，突然成为中国大江南北狂热地去仿效复制的对象。以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为代表的一批小镇，都纷纷直言不讳地打出要“复制格林尼治”的旗号。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总是看见果，就以为掌握了因，百年以降，愈演愈烈，屡堕轮回，不思悔改。

巴顿先生最开始选择格林尼治创立第一支对冲基金时，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如出世般逃避喧嚣、又能随时入世厮杀的世外桃源。距离纽约近1小时车程、风景如明信片一般的格林尼治，显然成为了这些成功者理想的后花园，纷至沓来的都是六位数年薪起步的富豪们。

这里可不是什么双创天堂、转型试点，没有什么所谓的集聚效应、创业氛围、创新机制和政府扶持，税收的巨大优惠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似乎也没有那么关键。

因为格林尼治归根结底是一个人为自发构塑的标签和符号而已，“这里富有、低调、孤高，有充分的历史文化人文色彩，有很多和我一样成功的人住在这里。”他们享受的，是一种享受隐居生活的资产阶级趣味，一种安安静静地运作资金的宁谧，并做些发自内心的慈善工作，仅此而已。

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生活革命。只要去看看那些威猛冷峻的私人城堡和郁郁葱葱的私家森林就知道，这可根本不是中国能够复制和模仿的套路；在这里生活成本之高，生活趣味之独特，文化特色之迥异，也绝不是政府能够控制和左右的。

这些，当然都与中国特色小镇的宗旨大异其趣。中国的小镇，归根结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建设革新，是一个产业园区大历史观延续下的新篇章。

比如据说聚集了六千亿资本的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本身就是那个玉皇山南国际创意金融产业园换了个名字而已。既然是产业园区，里面当然就充满了政府行政化力量的色彩和公共产品服务的特质。

只能说，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性特殊性产物，“国际创意金融产业园”，从这个模糊不清的名字就可以体察到当时政府“是梨是枣先打一杆子”的混乱侥幸心态，本来是想给文创企业找些融资支持，没想到误打误撞招来了很多私募基金。好在杭州本身民间金融也发达，政策干预再一跟上，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基金集聚区，但这种路径与格林尼治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和相似性——因截然不同，只是果看起来一样罢了。

至于说其他的基金小镇，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根本纯粹就是在一片新拆迁的郊区土地和还没有整理的滩涂上大谈规划，你说让那些最喜欢趋炎附势的基金经理跑到那里去生活办公？真是鬼都不信。巴顿先生地下有知，一定气得活过来把这些大言炎炎的规划者们骂个遍。

且不说，古人教导我们，温饱思淫欲，现在连实体经济都步履维艰了，要这么多基金小镇，聚集千亿万亿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并购基金，又能玩出什么花活来？总不会是方便下一轮金融整治时，在基金老板们跑路前一网打尽吧？

中国的官员们一直坚信，区域可以规划，产业可以规划，但是有一点，人性，和文化是不可能规划的，强硬规划一定会遭到反作用甚至是惩罚。格林尼治的路径，一如硅谷，不是照本宣科就可以复制成功的，而是根深蒂固建立在美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心理、文化、财富土壤上的产物。

所以当听说杭州要复制格林尼治基金小镇时，这个小镇第一任镇长的皮特·泰西比较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疑惑，“我祝福杭州，他们会尽可能抓住小镇的外在特点，但复制深植的文化和社区元素十分困难。”

所以，所谓海外的基金小镇，其实没有什么复制仿效的价值和必要，最关键的是也毫无可能性。拜托，自信点好吗？我们要做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产业园区升级版，一种对产业、城市、软硬件的重新排序、梳理与提升。

别光做梦，做自己，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