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第一财经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日前发布报告称,当前中国企业企稳的基础不牢固,宏观经济风险依然处于累积阶段。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范志勇代表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课题组所作的报告称,8月份,中国宏观经济延续了此前初现的企稳现象,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环比增长率有负转正,显示工业部门复苏迹象初现。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但范志勇同时表示,宏观经济复苏基础不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不足,价格指数负增长风险依然存在。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为1.3%,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值。对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季节调整后发现,消费者价格指数下行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负增长的风险依然存在;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增速都处于下行通道。2016年以来M2增速持续下滑,从年初的14.0%下降至7月份10.2%,几乎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12.2%,比年初下降0.9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增速跌至危机之后最低点,货币政策有“名松实紧”的迹象。
“实体经济面临不确定陷阱。”范志勇说,“不确定性陷阱”的体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进一步下滑;二是所谓的“M1-M2剪刀差”放大。
数据显示,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1%,增速与1-7月份持平。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1.4%,成为稳定投资增速的绝对力量;民间投资增长2.1%,与1-7月份持平,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4%。由于民间投资深度下滑,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已难以止住全国投资增速回落趋势。“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累计增速平均每月以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1-7月份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1%,如果照此趋势,全年民间投资增速有可能降为负值。”他说。
累计投资增长率
研究发现,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资金“脱实向虚”的情况在2016年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恶化。全社会新增融资中很大比例进入房地产开发,其他行业活动的新融资规模相对有限。
2016年1-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与社会融资总额的比值达到78%,高于历年同期的水平。此外M1和M2增速“剪刀差”持续扩大一定程度上从货币供给的角度反映了资金“脱实向虚”情况的恶化。房地产市场交易的火爆,导致家庭部门的定期存款转化为房地产商的活期存款。
数据显示,2016年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激增,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中近一半流向了房地产。由于房地产销售的火爆,2016年上半年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增至23.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2016年上半年商业性房地产贷款至少新增2.9万亿,比2015年同期高出53%。购房贷款余额增至1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2.2%。这表明2016年上半年购房贷款至少新增2.3万亿,接近2015年全年的水平%。
在2016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中,有至少2.3万亿投向了购房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31%,加上1.1万亿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合计至少有46%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可见,加剧资金“脱实向虚”是本轮房地产复苏的又一重要风险,可能会加剧总体经济下行压力。
“地区经济断崖式下跌风险依然存在。”范志勇说,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部分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出现断崖式下跌。特别是山西和东北等地区GDP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陷入实质性通货紧缩。2016年2季度,山西省GDP累计名义增长率为-1.7%,实际增长率3.4,通货紧缩水平达到-5.1%。辽宁省2016年2季度名义GDP累计增速为-1.3%,实际增速为-1%,通货紧缩水平达到-0.5%。地方经济增速长期放缓不仅导致居民收入长期收入生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地方政府的收入亦会下降,削弱地方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
部分省份名义和实际累计增长率(%)
2016年8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7%,1-8月累计增长6%,与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一致。然而随着部分地区经济增速下降,政府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导致政府财政运转困难。以辽宁为例,8月份全省当月财政收入增长21.5%,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1-8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8.3亿元,同比减少238.8亿元,下降13.4%。其中各项税收收入下降4.5%;各项非税收入337.3亿元,同比下降35.1%。而1-8月份,辽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676.6亿元,同比下降了10%。
“对遭遇断崖式增速下滑的地区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课题组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面临崩塌现象的地区通常也是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任务最重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应该更加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崩塌的问题,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突变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建议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的负担;财政支出从投资导向转向民生导向,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速低度广泛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利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养老产业、健康产业以及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释放相应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