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中国认为，决定产业园区的成功有三个核心因素，一是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二是当地禀赋资源与园区产业定位的匹配度，三是人。今天我们着重来讲一讲“人”的因素。

这几天两个话题被炒得很热，一个是苏州限购，据说限购政策基本已经铁板钉钉，将在未来一周施行；一个是一篇超级热文《不要让华为跑了》引发的“华为逃离深圳”猜想，据说华为很多生产部门都迁往了东莞，引起深圳媒体的哀鸿遍野和口水骂战。

其实两个话题讲的都是一个事。

一直以来以“上海后花园”形象存在着的苏州，以其优雅的生活环境和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而吸引着优秀人才纷至沓来，这也是苏州敢于大打“自主产业牌”和上海争夺创新创业人才的底气所在。

然而近半年来投资客拉动下疯狂暴涨的房价，显然是要大大削弱苏州的这番底气的，我们相信这也是苏州市政府考虑限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毕竟，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上海，政府方面已经立下军令状严控房价了。

同样在限购的还有廊坊，放在几年前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在京津冀协同大潮中，廊坊是最被业界看好的潜力区域，甚至被比喻有望成为北京的”硅谷“和”新竹“，其已经开始着手在这轮产业转移大潮中和周边城市甚至北京争夺一些优势产业和高端人才了。

但廊坊近一年来暴涨的房价显然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显而易见，只有想方设法维持相对低成本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房价以及舒适的生态环境，这里才能对北京外溢的创业创新的人才精英有持续的高吸引力。

最近各媒体竞相转发刘鹤的一篇热文《将制造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分析了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战略将加剧国际投资竞争，在建议中特意提及了“抑制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降低生产成本和职工生活成本”。

美国学者Richard Florida把产业新城的建设重点要素归纳为"3T"，其中的2个“T”都跟“人”息息相关：

以往我们更强调产业园区对于产业集聚、配套和服务的能力，但在最近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以住房、交通为代表的生活成本高低，居住舒适度，人文气息，生态环境，文化包容性等开始日益成为各个产业园区、产业新城所注重的重要指标。

这个指标重要型之凸显，一定程度是因为新型经济形态对于土地和空间载体的依赖度下降，也就是“产业离地化”。尤其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已经不再必须黏在某一个区域画地为牢，而是可以随着工程师、研发团队等高端人才需求而灵活转移了。

而同时，很多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和高成本也正在逼走一些具有潜力的创新创业团队。

由2015年国内A股股灾肇始、国内GDP增速放缓以后，一系列降息、降准、下降房产买卖税、放松限购去库存政策的出台，致使深圳、上海、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房价开始飙升，进入2016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华为的案例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也绝不是孤例。

我们最近在东莞调研时发现，很多深圳的科技精英正在向东莞流动，只是因为深圳的房价过于高不可攀，《不要让华为跑了》《深圳房价暴涨57.8%：会将互联网人材赶向广州？》《深圳，正被高房价窒息的创业之都》之类的文章近日频频刷爆朋友圈，“逃离深圳”成为新的热门话题——今年深圳接连几家孵化器因为高租金压力而宣告倒闭，华为的大量生产部门已经陆续并持续迁移到东莞；

而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去年人满为患、摩肩擦踵的热闹早已不见，冷冷清清街道两旁，很多空间、咖啡、工坊已经门可罗雀，索性改成了展览馆——过高的生活成本和过差的居住环境已经开始让这些一线城市自食恶果，我们对“香港高房价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嘲笑很快就要还施彼身。

华为任正非的一段话最近被反复引用，“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可以说，随着产业的变迁和新一代年轻产业人才观念的变化，对于办公生产的需求经历了“先生产再生活——边生产边生活——先生活再生产”的过程。

美国城市波特兰转型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大企业的到来，不意味着城市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增长。“城市”本身的重要性，在互联网时代得以显著提升。具有高度包容力的城市最可能凝聚创新阶层。

园区中国认为，吸引创新阶层的要素是“人本环境”，即高度包容新思想与新社群的都市氛围以及宜居宜业的舒适生态氛围，而非传统层面的“商业环境”，比如基础设施和物业载体等。

我们近期在亿达武汉软件新城调研时发现，很多本来出自武汉的互联网精英正在从北京、上海、深圳等这些成本日益提高、舒适度日益下降的一线城市回流。这些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逐渐发现，武汉的生活成本更低，日子也更舒适，也更能激发本土研发团队的热情，索性就把对地域属性要求不高的研发总部迁到了武汉软件新城。

类似的这种情况也频繁发生于成都、苏州、重庆等二线城市，“给你一个更舒适的家”，反而比高薪酬、股权激励等更能吸引年轻人才团队的心，这些城市已经把挖人才墙脚的触手伸到了日益滋生不满情绪的一线城市。

比如成都——最近成都市长唐良智亲自主导了一场“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深圳行”活动，这位成长于武汉东湖创业中心的孵化器市长，果然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城市未来的重要性，为了成都企业的人才需求，亲自跑到深圳为它们“面对面”招贤纳才呐喊助威。

广州则是另一个典型。张小龙的微信团队没有选择虎狼之都深圳，而选择广州海珠区的琶洲，很大程度是因为年轻研发团队对于广州舒适、优雅、低成本生活的喜爱，而琶洲目前也成为整个中国最炙手可热、最富有潜力的互联网经济聚集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理查德·弗罗里达教授研究发现，城市对同性恋的包容程度与其创新力高度正相关。这个听上去有点搞笑的结论却揭示了一个严肃的观点：无论是城市也好，产业园区也罢，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对人的吸引力。如何围绕人才聚集和活跃而打造新的完善的服务配套体系和文化生态环境，正在逐渐成为各个城市、园区的崭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