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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料，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点强调了“振兴东北”。或许，触底了，才会迎来反弹的曙光。
东北，对于市场化的产业地产商而言有点像荒漠，又有点像噩梦，很多想到那里淘金的园区开发者纷纷折戟沉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东北的缩影——沈阳，被我们称为“产业地产四大伤心地”之一。我们没有任何贬低东北的意味，而是有一种惋惜和不甘。
东北本身其实有着非常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也有自己的完整产业链条和路径，但过于惯性化的路径依赖，和盲目求诸于楼宇经济和对外引进，让“振兴东北”这句口号越来越显得无力和苍白。
我们认为，东北长久以来并没有理性正视自己的优势，家有珍宝却弃之敝履。如果能够更坚定地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与转型，包括已经很有市场与技术基础的住宅产业化，产业地产的承载作用和提升作用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也更容易形成长效机制。
同时，也正像我们今天推荐的来自“政研院”这篇文章所说的，东北面临着一次“再工业化”的历史档口，在这个档口期，东北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优化存量，用好增量，还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建，观念上的更新。尤其是数量众多，分量最重的国企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力点，应该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
文章很长，但是很值。
文 | 经观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宋馥李
作为一名记者，我曾数次到东北很多城市采访，哈尔滨、长春、沈阳、鸡西、延边、牡丹江、满洲里、海拉尔、通辽……走访那里的企业和政府，与各个阶层的人士交谈，获取一手的资讯。对于“东北”和“东北人”那种无形的气质，深有感触。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大都刚猛和爽直，微信号公众号“微大庆”发表过一篇名为“在东北，4个字就能摆平一切！”的文章，其中列举了诸如“快拉倒吧”、“多大点儿事”、“给个面子”、“都不容易”等四字词汇，很能说明东北人性格的共鸣处。这种性格上的共性，可以解读为具有大局意识，必要的时候能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看待事务，也能解读为一句玩笑话自嘲眼前万般难事儿。但在一片笑声中，固有的一些东西却绝难改变。
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起于东北，有人将之归功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因为接近前苏联，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多数重点项目都落户东北。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思维最先在这里生根。当市场经济兴起于东南沿海，东北三省步履沉重地进入了市场化。时至今日，沿着京哈线一路向北，计划经济的胎记和氛围仍然非常浓厚。
东北一直在默默承受着资源型经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要弥补这个欠账，需要整个经济体，对东北反哺。基于此，振兴东北计划在2003年推出。
2003年的中国正进入快速增长周期，资源型产品需求与日俱增，东北经济也迎来相对稳定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十年来，东北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和结构性弊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掌控了大部分社会资源，低效地运转着。作为市场经济表征之一的非公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比例极低，东北人只能走出东北，到他乡找工作、创业。
结构单一的资源型产品和工业品，让东北时时处于风险中。石油、煤炭、粮食、木材等原材料和钢铁、机电产品等工业品的每一次市场波动，都会形成蝴蝶效应，在东北大地产生巨澜。曾经的东北为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提供廉价的初级工业品，外部需求不再饥渴，东北也骤然失去了动力，陷入困境。
▎老工业区的路径依赖
东北的经济滑坡，从2012年开始。各项经济数据越来越呈现下滑态势，其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较为关心的几个数据：工业企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数据，都呈现断崖式下跌。
东北全局相较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显然是老工业区。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工业产品支撑和支援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作为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和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曾以独有的优势支撑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随着时代变迁，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惯性和定势让东北经济产生了某些牢固且畸形的“路径依赖”。
从产业格局来看，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绝大多数重化工行业的国内需求峰值已经或者即将到来，致使东北地区重化工业比重过高的产业格局陷入“量大利小、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
正当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加平衡，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超过制造业时，东北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却由十年前的47%上升到了2013年的50%，服务业的比重不升反降。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东北经济同样难逃“路径依赖”的怪圈。2000年前后，该地区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目前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50%，远高于30%的全国平均水平。
上个世纪之初到80年代，中国向工业化进程迈进，东北的资源优势和工业基础是最好的。可是，任何区域都具有发展某种产业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或许是发展某种产业的资源要素、环境，或许是某种产业的发展“传统”。如果只考虑这种有利资源条件，避开新产品进入市场以及技术进步需要大量的替代资本等难题，只追求某一原有产业的发展，必然导致结构性困境。东北显然已陷入了这一结构性困境中。从世界范围看，这种情况值得警惕。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已实现了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就开始出现了老工业区结构性衰退现象，如英国的北英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几乎同时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
老工业区和资源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其增长动力来自于区域外部增长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心早已转移，位于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了中国体量最大的工业，这些年，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一直是向这些地区输送的。
对于东北来说，初级工业品和原材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南方，换得了这些年东北地区的较为体面的增长数字。一旦这种增长驱动力放缓，那东北作为输出型的增长模式，必然面临严峻的形势。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资源型城市的比例大概有20%，资源型城市在东北地区占有绝对数量。城市的发展对资源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当资源逐渐枯竭时，城市的转型就迫不及待。这些传统城市的转型，目前都面临着繁重的转型压力。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转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农业向制造业转型，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传统服务业主导向现代化服务业主导转型，以及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基本已经完成了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如伦敦，在19世纪中期就进入服务业主导的阶段。
东北的诸多资源型城市，还停留在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阶段，服务业在整个城市经济中，占据着较小的比例。东北在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上，这是未来东北地区转型的一个基本策略。
▎诊救东北
考察一个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最直观的方式：以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区域经济的发展质量。这个数据越大表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越强。过去10年间，中国各个地方依靠加大投资来“稳增长”，这一指标显示：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比成反比关系。以深圳市为例，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20%以下，经济增长不以投资为主，具有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相较而言，东北的发展质量较低，自我发展的能力偏弱，这并不让人意外。地方官员给央企拜码头求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数字上很有效果，可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这种虚荣的大项目崇拜，在东北很多地方颇为典型。
2013年，黑龙江省的GDP增长速度是7.7%，与同年度内中国的GDP速度保持相同。但其内生增长能力77.3%，这表明，黑龙江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维持的经济增长的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第三产业比重和民营经济占比都小于全国的平均值，其内生增长能力，也高于全国的数据。在这两个省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小于全国，民营经济发达些，却还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北地区是最早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地区。这样的经济体应是具有强大的内生发展能力的。从2013年，中国经济已经减速慢行，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主要拉动力。
单一的政策性扶持解决不了东当前的经济困局，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于东北全然无用。东北的经济基本盘需要一次彻底的翻新。
▎打破国企的冰封之门
2014年11月，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落马后，次日股市开盘，黑龙江农垦总局旗下上市公司北大荒开盘即大涨超过4%。东北的段子手把两个前后发生的事件放在一起解释，他们认为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把隋凤富落马，当作北大荒股份的利好，因为以隋为首的“小团体”阻碍了黑龙江农垦系统的改革和发展，所以股市对其被查反应积极。对农垦系统封闭的怨愤，从资本市场可见一斑。
隋凤富从1977年9月参加工作迄今为止，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工作37年，2005年开始任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局长，执掌黑龙江农垦系大权合计约10年时间。在其落马之前，已经有多名农垦系统官员落马或被捕。作为国家农业部农垦局和黑龙江省政府的直属机构，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下辖9个管理局、113个农牧场，951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728家非国有企业，管理着北大荒4328万亩耕地，1380万亩林地，学校、医院乃至公检法。这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
农垦企业自成一统的“小社会”是特定历史下产生和发展的产物，一直存在政企、事企不分，经营效率低下等问题，对这个封闭而且相对固化体系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在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省，围绕特定行业形成的封闭系统比比皆是。龙煤集团，黑龙江省属的大型煤矿集团，其主要厂矿所在的城市——鸡西、鹤岗、双鸭山和七台河，均延续着单一煤炭经济为支柱的体系。
在鸡西市，龙煤集团承担的一整套完善的社会职能，这套公共服务体系对应着鸡西矿业集团数量庞大的离退休职工。一旦煤矿经营出现了问题，依附于煤矿的各个子系统即刻失血，教师工资发不出来，医院难以运转。这些依托工矿区形成的城市，也想着从“企业办社会”独立出来。但“先有矿井，后又城镇”的发展历程，造成了严重的依赖，让这些机构很难独立。
在东北，央企和省属国企往体量巨大，它们共同的特征是相对的封闭。
以中国一汽为例，汽车产业虽然占据了长春的主导地位，但汽车产业未能与城市其他产业形成紧密的协作关系，围绕一汽形成主导产业集群。加上央企和国企对市场和价格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对地方的反哺作用不够，也造成了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小，竞争力不足。在整个经济社会肌体里，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始终难以成为东北的主流。长春市四大支柱产业，汽车及零部件、农产品深加工、生物制药、光电子之间在上下游的产业关联上不强，没有形成围绕某一核心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
▎市场和方向
201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两次去东北，他强调，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
与市场对接又是一个牵动政府和企业的系统工程。如果说东北失速是外部市场的环境恶化，那重新为东北对接市场，当然是上善之策。就像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帮助企业家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
以粮食为例。东北作为中国的北大仓，在粮食生产上举足轻重，是承载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区域，东北三省商品粮的输出量居全国之首，在中国传统的江浙鱼米之乡都变成工业厂房之后，黑土地成为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首善之地。
东北产粮数第一，但粮食对东北经济的贡献率很小。东北的粮食，无论是大豆，还是大米和玉米，都在国家的调控之下，作为大宗商品的粮食，在应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在中国的大豆市场上，大豆主产区东北，大豆多数成了政策豆，卖给国家成了储备粮。市场上流通的南方和沿海的油脂加工厂的原料大豆来自于进口。
市场的缺乏和缺位，集中体现在粮食的各类产销市场上。东北作为大豆的主产区，在期货市场建设上长期滞后，沿海很多粮食加工企业，都设立了期货交割库。粮食期货市场，对大宗农产品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产粮大省和商品粮调出的区域，东北大地本该早就建立的粮食交易体系。大连商品交易所是东北和中国北方地区唯一一家期货交易所，但其作用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没有市场交易平台，就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东北生产的玉米和大米没有在本省范围内形成上规模的交易市场。东北黑木耳好，但采购黑木耳要去山东东营，那里是木耳销售的集散地。单向输出，没有交易节点和物流集散，粮食产业对东北地区经济的贡献率自然低。
▎铁西区的启示
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五”期间，沈阳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铁西是重中之重。铁西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区，形成了全国多个“第一工业”。
2002年，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并给予市级管理权限。老铁西区内有发展希望的200多家企业陆续搬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城区被重新规划。其后的2003年10月，国家出台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为铁西转型提供了更多机遇。
通过“东搬西建”，沈重与沈阳矿山机械集团合并重组为北方重工，在2009年完成搬迁，打破原有的各车间流水线工作模式，按产品划分成立了18家分公司，分别专注于一个产品，成为铁西3家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之一。2014年6月，北方重工的4台盾构机被发往澳大利亚悉尼用于当地的地铁项目建设，“沈阳造”盾构机第一次进军发达国家。
在国内外，“沈阳造”、“长春造”仍占据一定地位，东北地区仍然具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以北方重工为代表的东北制造业，仍然是中国工业化的标杆企业，是国内巨大的制造业存量资源。
从国际范围看，东北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如果想占据领先地位，需要切切实实地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个低成本试错，快速看到效果的机会，依托“互联网+”和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东北制造业完全可以再工业化，恢复往日的荣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盘活东北地区巨大的工业存量资源，是最经济、最有性价比的选择。一旦把传统的工业企业进行现代制造业改造，将会释放出巨大活力，相当于中国在十年内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完成一半。
以技术创新来盘活和优化制造业存量，首要的要素就是引进人才，或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在这一领域，东北的制造业国企还存在需要克服的体制障碍。近两年，有两位总设计师先后从北方重工离职，他们是研发队伍的“挑头人”，这种顶尖人才的流失，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很大。
在中国南方的民营企业，对人才普遍实行了“知识私有化、成果商品化、终生受益制、产权资本化”的全新机制，在科技成果转让后既可以获得一次性奖励，又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内终生受益，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可这种灵活、市场化的机制，在东北的国企还鲜有成功的尝试，国企科技人员的发明创作都是职务成果，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归国家所有，科技人员顶多在收入上再拿个奖金。
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必须率先打破阻碍人才创新的体制藩篱。在这些方面，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试点政策已经在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股权激励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试验。
东北要做的，就是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这些成功经验引入东北。当然，这些经验看似简单复制，实则是系统工程，需要有敢闯敢为之人，直面体制机制的障碍，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人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说变就变。地方政府要做出表率，必须发挥超前引领的作用，把近些年中国其他地区先进的制度引入进来，诸如引入股权投资者、引入了新的管理方式、鼓励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上市等等。只有用新的经济要素做增量，才有可能更本性地逐步改变旧体制。
东北的产业结构和在中国的区位和地位，与鲁尔和匹兹堡有颇多相似之处。东北地区的转型发展，当然也不能跳脱开这样的发展规律，即循着“再工业化”或“新工业化”的历史周期，寻找再次崛起的契机。
中国体量巨大的经济以及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在为中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空间。自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制造业已再次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传统制造业正在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产业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变革。而为了赢得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还是制造业大国，都面临着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这是一次“再工业化”的历史档口，在这个档口期，东北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优化存量，用好增量，还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建，观念上的更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