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问题近年来一直被研究者所关注，已有文献认为大中城市房价的不断上涨是推动制造业在城市间转移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笔者认为这类转移并非主流，理由有三：（1）中国城市的地理规模普遍较大，有广阔的土地面积容纳多产业并存；（2）城市政府需要制造业贡献产出和就业，会利用土地政策工具创造优惠条件吸引和留住制造企业；（3）生产基础设施、劳动力大市场、知识溢出所产生的集聚经济超过了房价上涨造成的集聚不经济，留住城市中对制造企业有利。

笔者通过比较市级与区级层面的数据厘清了目前制造业转移发生的地理层级，发现制造业部门的转移更可能发生在区级层面而不是市级层面。笔者认为中国大部分城市仍需要制造业部门的持续集聚以提高城市化水平，但与此同时，要避免制造业低端化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

1、房价飙升之下，制造业显著转移

住房改革后，中国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北上广深”四大城市更是远远高出平均水平（图1）。以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5〕8号）的印发为标志，房价进入了快速上涨阶段，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国家频繁出台调控政策，这表明房价的走向已不可同日而语。房价和地价作为住房商品和土地要素配置的信号，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经济活动。

近年来，在制造业部门发生了一些看似有点转折意味的事件，如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富士康工厂搬离深圳转移至内陆小城市，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转向东南亚等。这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制造业因城市要素价格上涨而面临大规模转移的猜测。

如果制造业存在显著的转移，它是房价恶性膨胀的结果还是城市生产活动自发调整和转型的开端？未来面临的是产业结构空心化还是高级化？制造业向哪里转移了？城市内的转移、区域内城市间的转移、区域间的转移，哪个更多？转移是否增进了区域的平衡发展？这些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对现实情况的准确判断及城市产业政策的制定，鉴于该议题重要性，本文将注意力集中于讨论城市制造业在不同地理层级上发生的转移。

2、制造业倾向于城市内部迁移

许多学者指出大中城市房价的高涨是制造业劳动力和资本转移的重要原因。普遍流行的解释很直观：房价上涨带动土地升值，就企业而言，这增加了用地成本；而房价和房租上涨增加了劳动力在城市里生活的支出，企业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留住工人，这又会增加用工成本。

如果企业的产品价格不能按相应的幅度提高（同质化的可贸易商品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土地和劳动价格的上升就挤压了资本的利润空间。在运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企业便会谋求转移至土地和劳动力较便宜的城市去生产，以维持一个正常的利润。

仔细考察这种解释，它的成立需要三个前提条件：（1）房价上涨导致企业用地价格上涨；（2）房价上涨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涨；（3）城市间运输成本较低。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些前提条件进行一一分析，从逻辑上判断这种解释的现实性。

首先是房价与工业用地价格的关系。土地是房屋建造的投入要素，房价上升意味着对住房的需求增多，这会增加房地产业对土地的需求。在自由的土地市场中，不同产业根据土地的利用价值来竞价，价高者得。因此竞价行为推高了工业用地价格。

以2011年为例，图2展示了中国105个城市工商业用地价格对住宅用地价格的散点图。很明显，住宅地价高的城市工业地价也高。但是和商用地价与住宅地价的高度相关作比较，我们发现工业地价与住宅地价的相关性明显低于前者，并且样本点较为分散。

这个差别表明，工业地价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地随房价而高涨。研究者们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制造业的进驻能够较快地拉动当地就业、GDP和财税收入，地方政府为出政绩必然不遗余力地开出优惠条件招商引资，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城市的土地面积一般都比较大，城市内部不仅有市区，还有下辖县市，政府有广阔的腹地支持其低价供地行为。近年来一些城市内部出现的大面积空荡荡的新城佐证了这一点，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用地指标不能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其次是房价和用工成本的关系。能够自由选址的企业一般是外资或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由于收入较低，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很少在城市买房，租住中心城区的老旧房屋、城中村，以及外围区县的出租屋、工厂宿舍是他们的首选，高房价与他们的工资并没有直接联系。农民工是非技能劳动力，城乡间、大小城市间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差距迫使大量的农民工向大城市集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是工资水平的被动接受者，并不能因为高房价而要求高工资。

第三是城市间的运输成本。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运输成本被纳入到产品价格中，运输成本越高产品越贵，企业所能获得的市场份额越小，反之则大。为了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企业会在地理距离上尽量靠近市场以减小运输成本。当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很高时，企业就选择集聚在一处。而当运输成本很低时，企业就是分散于各地的。

中国经过长期巨额的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商品的物理运输成本大大降低，然而制造企业目前仍然聚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其原因何在？实际上，NEG所指的运输成本除了物理成本还包括地区贸易壁垒造成的损耗。由于分权竞争，城市政府发展出贸易壁垒来保护已有企业，防止其流出。这也会使城市间贸易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倾向于聚集而非转移。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1）中国的大中城市仍有广阔的腹地容纳制造业部门，（2）大量廉价劳动力尚未耗竭，（3）高运输成本导致企业集聚。这三个因素使得制造企业在房价高涨时的迁移不太可能是大规模的远距离迁移，而更可能是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

3、制造业需做强而不是简单转移

笔者通过比较不同地理层级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房价与制造业部门区位分布的关系，发现城市房价不断高涨并没有迫使制造业部门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间迁移，相反，制造业部门仍然在向大中城市集聚；制造业的迁移更可能发生在城市内部，即由中心城区迁向外围区县；产业的空间分布在城市内部做出了调整，而不是在城市体系内部。

近年来，随着房价和地价的高涨，一些制造企业选择了迁移至其他城市。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大中城市的经济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制造业不再重要，进而建议推行“腾笼换鸟”、“退二进三”之类的产业政策，甚至建议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制造业部门搬迁。这种观点忽视了城市内部结构的特点和微观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它所给出的政策建议无疑会破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自然演进过程，同时对整个城市形成二三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格局也是不利的。

长期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低的负面形象示人，制造业似乎成了低端产业的代名词，在产业结构调整时首先要把它“赶走”。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制造业形象低端化只能说明国家的产业政策没能很好地激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做精、做尖、做深，而不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仍处于城市化中期，要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没有制造业部门在城市集聚不可能实现。我们应该遵循制造业由内而外地逐渐转移的经济规律，在已完成工业化的中心城区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对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初期的外围区县，积极扶持和发展制造业，加强管理，质与量并重，为推进城市化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