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中国总策略师 宋振庆/文

历史不会重复，但经常会押韵。

记得2008年底，中国经济，包括股市和楼市，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下摇摇欲坠，那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节点。如果政府不出救市政策，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咬着牙硬挺过来，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也许今天的改革会顺利更多；另一种结果就是经济崩溃，在一片废墟中缓慢重建。

很多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认为前一种结果概率更大，但前所未有的严峻压力下，政府的4万亿还是汹涌而出，一场大赦天下的狂欢开始了，该纠正的、该调整的、该淘汰的被欢乐的泡沫掩盖掉，一场触及根本的改革良机就此丧失。

为何重提旧事？因为在前几天25号文出来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时间就浮现出类似的这种大赦天下的狂欢场面。

不到半年时间，中央政府就用一个政策直接否定掉了另一个政策，如此伤害政府的话语权与公信力，不啻为“自打耳光”，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可见改革背后的博弈与对抗是何其激烈。

25号文一出来，叫好一片， 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据说各地招商人员和运营企业都松了一口气，纷纷欣慰地点赞，歌颂政府“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开明精神。

他们的理由是半年前出来的史上最严厉的62号文过于一刀切，让地方上猝不及防，很多承诺了的税收优惠和返还无法兑现，导致一些政府违约面临企业诉讼，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动荡。更有一些外商扬言，62号文的出台可能引发世界上最大的政府违约诉讼纠纷。

而很多产业地产商，尤其是华夏幸福、宏泰发展这种代行政府职能的产业新城运营商，62号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断掉了重要的财源，未来合约上的支付行为如何兑现会成为一个棘手难题。

然而，一些潜台词还没有被摆在明面上。此前在招商环节，大量的违规乱象层出不穷，复杂暧昧的政商关系下，既有的城市、园区招商成为滋生权力寻租的温床，苏州工业园先后5位高官落马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各地官员对62号文如此叫苦连天，恐怕不只是担心招商难度、违约问题，更是担心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断了一个财源广进的门路。

瑕不掩瑜，62号文是一个正确得有些严苛的好政策，去腐生肌必然是个痛苦的过程，不得已，一定要付出一些健康和鲜血的代价。遗憾的是，这场本应该轰轰烈烈载入史册的改革，又遇到一次不好的时机，保增长、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巨大压力下，最终地方政府又一次逼中央就范，“上遂收回成命，大赦天下”。

25号文，不是对62号文的补救，却恰恰是62号文的一次绝杀。

为什么我对62号文被25号文否定如此痛心？并非单单是对权力寻租问题死灰复燃的忧虑，更是对错失了产业园区深度市场化改革机会的痛惜。

长久以来，躺在税收、土地优惠政策上的政府官员唯GDP行事，导致恶性竞争、重复建设肆无忌惮，很难真正培养出扶持产业、服务产业的心态。

62号文的出台是一次逼迫他们破釜沉舟，采取更多市场化创新途径，做好产业服务的良机——据说很多态度端正的开发区管委会已经开始积极尝试调整转型，改变既往的野蛮招商，包括进行基金、PPP的创新试点，如果这股风潮继续推而广之，假以时日，将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绝佳转型创新运动。

而且，所谓的违约问题，虽然是62号文自身的巨大症结，但本也可以逐渐进行细节的补充，完全也可以通过基建、基金入股、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弥补和减弱，并不是绝对的死路一条。

然而，25号文出台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劣币驱除良币的丑剧。那些一直就抱着侥幸心理期望出现反转的地方政府赌对了，而上述这些试图做出改革调整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反而吃了亏。这样一来，局面又回到从前，野蛮招商重新甚嚣尘上，税收优惠、廉价卖地又开始横行天下了。甚至可以说，25号文本身就是对推动PPP创新的一次严重打击。

大多数观察者认为25号文是一次很好的过渡和缓冲，但是以我对既往历史的观察，还是持较为悲观的态度。

我们来看这一句：“各地区、各部门已经出台的优惠政策，有规定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没有规定期限又确需调整的，由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按照把握节奏、确保稳妥的原则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续执行。”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过渡期”在这个国家可不是几个月，搞不好就是十年八年的。还记得2009年的“央企退房令”，当时所说就是设立所谓的过渡期逐渐退出，结果再也杳无音讯，大家心照不宣不了了之了。这种事情，就怕时间这把杀猪刀，杀着杀着就杀没了。

过渡期，再加上最后一句“专项清理工作，待今后另行部署后再进行”，基本就已经给62号文宣判了死刑。很多市场人士戏谑地把25号文称为“死缓”，真的是无心的绝妙比喻，“死缓”看似是“死刑”，但其实中间判若霄壤，你懂的。

好了，不多说了，《中国制造2025》已经发布了，实体制造业不兴，再多的资本，再多的优惠，再猛的招商，也都是镜花水月。还是我的一位运作产业园区的国企朋友总结得好，“是非功过，当下很难看清，还是留待历史去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