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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政治色彩越浓厚的地方，创新的氧气就越稀薄。
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新加坡都是典型，政治制度和等级观念森严，人们倾向于更加循规蹈矩，而不是动辄冒着巨大的风险另辟蹊径，这种贫瘠的土壤中自然开不出创新的花朵来。
即便是现在的中国，北方和南方创新基因的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世界级企业的深圳如今更是创客横行，被全世界看好将成为新的“硬件硅谷”，这其中市场化的驱动力明显要大于行政力量。
反观同样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尽管也被称为市场化的创新之路，但进入成熟期政府行政力量过于强势的介入，再也不见早期的柳传志、张树新们汪洋恣肆的野蛮生长。原因无他，这里浓厚的政治意义，让政府不可能甘于在后台扮演一个小服务者的角色，对于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则更低。
至于北京之外，东北、华北、西北、山东，一直以来几乎就是创新的噩梦。用费正清先生的经典比喻：企业家不是汲汲去制作一个更好的捕鼠夹，而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如何从官家那里获得捕鼠的特权。
我们当然无意贬低和抨击这种状况，这种千年以降的惯性，很难一朝一夕扭转。但如果在最具政治色彩的北方，能够走出一条更加市场化的创新道路，确实是令人憧憬的景象。
前一段时间，园区中国（park_china）走访了京津走廊上的明珠廊坊，并探讨了这里为什么成为产业地产创新热土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廊坊现象”实在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一个20年前贫瘠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小城，如今却成为全中国都翘首侧目的创新热土，尤其是在产业地产领域，更是诞生了华夏、宏泰、铭顺、益田这四朵金花。
在这里，可以把廊坊和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以色列稍作类比，虽然未必十分贴切恰当。与以色列相似的是，固安之前恶劣的环境让这里充满了使命感、危机感、好奇心与短缺意识，弱势政府反而更有改变现状的勃勃雄心，能够接受更加市场化的创新模式，容错能力强，创造性与破坏性相伴相生，最终成功形成了跳跃式的创新发展。
如今，以固安、安次为代表的廊坊模式已经走过了搭建基础、斗转星移的第一阶段，即将进入内生驱动、创新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到来可谓恰逢其时，此时的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创新高潮，环境、机制、资本、市场、政策无不倾力其中；而京津冀一体化的加速和产业转移升级的深化，更让廊坊的第二阶段发展如虎添翼。
近日，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集中在固安产业新城签约，主导者是河北及固安政府，和一直致力于搭建一个“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生态平台的华夏幸福。一直号称“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小县城固安，突然成为了能够与相近纬度的硅谷、特拉维夫、慕尼黑相提并论的创新轴心，以至于全中国的目光都开始集中于此。
园区中国（park_china）认为，无论固安、廊坊乃至河北省的努力最终成效如何，至少从中可以提出一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具有重大历史坐标意义的崭新命题：最具政治色彩的北方，能否走出一条最具市场化特色的创新之路？
这条道路的一个重要推动者，当然是以活跃之姿纵横捭阖其间的华夏幸福。这家野心勃勃的产业地产运营者，正在将产业链条向上延伸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并试图在全球的几个顶级创新策源地聚拢火花，集中喷射在小城固安形成熊熊的创新火焰，从而将孵化进度加速，极大缩短整个创新周期。
我们觉得，如果把这种“创新”本身视作一个产业的话，当地政府与华夏幸福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PPP”，或者相当于合资成立了一个“幸福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硅谷等产学研机构扮演的则是外部合伙人的角色，这其中的股份和权责如何厘定，决定了这个公司的业务发展能走多远。
同时，在这个大公司的驱动下，整个固安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孵化器”，这已经突破了既有的产业孵化器、创业孵化器的物业概念，或许能在未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具突破性意义的惊喜。
天时地利人和大好，园区中国（park_china）认为，这个时候关键点反而在于政府和以华夏幸福为代表的市场化运营者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拿捏把握。二者具有深厚的信任与合作基础，但与前期的筚路蓝缕的不同，创新的生态环境、习俗氛围和历史逻辑不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政府能够决定的，我们只能努力去营造、摸索和接近。
尤其重要的是，“创新”这个产业比拼的不是一招鲜的旗杆效应，而是补齐短板的木桶原理，需要多方面综合能力的齐头并进，温度，水分，光照，土壤适宜，缺一不可。
我们已经看到硅谷，以色列以及深圳都是如此，需要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一定程度的机缘巧合，甚至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绝少能够按部就班规划出来。
华夏幸福一直信奉的是市场化与资本干预的主观加速能动效应，固安产业新城模式的成功即在于此，但是在创新方面，还要更加慎重和理性，创新是一种无数量变累积下的质变，并需要持续进行，其中奥妙绝非一时之功，一日之寒，而是万世之业。
毕竟道阻且长，惟愿这场创新的主导者们，固安也好，华夏幸福也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