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即将拉开大幕的前夕，邓小平赴新加坡访问，并与李光耀深谈。这个弹丸之地，却成为世界经济瞩目的靓丽焦点，引起了邓小平的震惊与欣羡，其中，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尤其令邓小平兴趣盎然。访问之后，邓小平还特意邀请这个园区的创始人、当时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到中国，为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出谋划策。如今，裕廊模式在中国最成功的复制版本，当然非苏州工业园莫属。
其实，忧患意识严重的新加坡早想把裕廊模式输出，寻求国与国双赢发展的想法已久，而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无论是亚洲政治军事形势还是因此导致的石油危机，对于外向型的新加坡都不啻为重大打击，所以加速了这种模式输出的进程。
然后就是两个伟人联手的推动，邓小平汲汲好学，李光耀长袖善舞，中新两国地域相邻，文化相通，给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作为邓小平和李光耀联袂推进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寄托了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殷殷期望，但这两种期望并不总是合轨的。一些
细节大家可以从《李光耀回忆录》中看到，李光耀自己只给苏州工业园打了70分。
原因很复杂，简单来说有几点，一是新加坡方面希望输出“软件”，但苏州政府可能更注重“硬件”，理念水土不服；二是苏州在这个“洋苏州”建立之后，又很不地道地建了“新苏州”——苏州高新园区，两个园区定位相近，甚至后者直接到前者园区里去拉客抢生意，同根相煎，让李光耀和新
加坡方大为光火，几乎酿出外交争端；三是亚洲金融危机中苏州工业园损失惨重，新加坡则在海啸中自身难保，种种情由之下，新方意兴阑珊地准备退出，后在合作双方的努力之下，新方仅仅是让出控制权，但仍保留35%的股权，从此由中方主导园区发展。
这也就是发生在苏州工业园身上的“1999年退出风波”。历史不容假设，没有人能说清，如果没有这段不愉快的插曲，苏州工业园如今会发展得怎样？
据经历过这场风波的人回忆，其实当时只有少数知情人感觉到一些问题，大多数底层员工或者外部人都没有感觉到变化。可以说，这是一场和平的低调的协商调和，把一场危机化于无形，可以算是苏州工业园的万幸。
但其实，这场看似并不激烈的变化背后，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当时新加坡方面曾抱怨说，苏州工业园招商规格高，各方面准入门槛更严格，而不远处的苏州高新却是“兼容并蓄”，甚至大有起劲挖墙脚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苏州高新负责人对本地发展更负责更有劲头，而苏州工业园却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任务，相对来讲负责人显得不那么出彩。
这些说法客观上来说多少是事实存在的，而咱们的中央领导这时也来了个“黑色幽默”，二话没说，直接就把当时苏州高新的负责人调到苏州工业园，你不是说苏州高新干得更好抢了你们的机会吗？那就把一把手给你们用。果然新加坡方被将了一军以后就没话说了，连新加坡媒体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领导人走了一步妙棋。当然，最可怜的炮灰就是当时苏州工业园的负责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失职，就这样做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就此落寞离场。
更重要的是，这次退出风波和股权调整产生了很多深远的影响。一位苏州工业园的内部人士就对园区中国（park_china）讲了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影响。
在他看来，如果现在仍然是新加坡方面主导的话，这70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估计连一半都没有开发完呢。君不见32平方公里的新加坡裕廊岛，从60年代开发到现在还在吭哧吭哧的干呢。而在中方主导之后，苏州工业园的确进入了疾速发展的狂飙时代。
连苏州工业园官方资料上都承认，从中方控股之后，苏州工业园“适时调整阶段性开发目标语策略，以全面启动二、三区开发建设为重要标志，园区迎来了大动迁、大开发、大建设、大招商、大发展时代”。
你看看，这五个“大”字何等气魄，有分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十足的中国速度。结果时至如今，“地不够了”已经成为苏州工业园继续发展的一个瓶颈，园区不得不更加集约地利用稀缺的土地，甚至于很多招来的投资商没有地，只能到对外输出的苏宿工业园、苏通工业园去“借宿”。
以下是节选自《李光耀回忆录》中的原文，我们来看看李光耀自己是如何回忆当初两国在苏州工业园上面的合作与问题的：
我从1976年开始访问中国，至今已超过30次，结识了不同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中国一步步的变化。
新加坡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关系如此密切，其实是个意外。如果不是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当时复出，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后对我们的发展表示高度赞赏，并要中国官员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加上双方都抓住合作契机，新中两国今天就不可能有那么密切的合作关系。
当年的这些偶然因素促成新中关系不断发展，这要归功于邓小平有能力在中国大力推动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到1992年南巡时发表了向新加坡学习、并超越新加坡的谈话，促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代表团前来新加坡考察学习，从而加速了双边关系发展。他为建立良好的新中关系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这样，接任的中国领导人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来发展中新关系。
我曾向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提出新中合作发展的概念，当新加坡政府过后把合作计划书提给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时，邓朴方显然已经把合作构想告诉了邓小平，因此很快就获得领导人江泽民的批准，由此启动了新中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计划。
2009年5月26日，我到苏州参加苏州工业园区15周年庆典，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也是这次庆典的主宾。我在仪式上用华语演讲，我说苏州工业园区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高层领导的智慧与才干，以及各层人员的辛勤努力，我们选择苏州是正确的。
许多当年和新加坡官员并肩开发园区的中国官员，目前都是中国重要的领导人。例如曾经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现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同样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目前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曾经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和江苏省省长、江苏省委书记的梁保华；担任过苏州市委书记，现为吉林省省委书记的王珉；在苏州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现为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以及担任苏州市长期间说服中央政府和新加坡支持参与开发园区，后来调升到中央的教育部前副部长章新胜。
最重要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得到了中国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而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和吴仪等也都对园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给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成绩打70分，这是个相当高的分数。那里风景宜人，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式的印象。不过，它要达到新加坡已取得的成就，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有许多细节是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并加以实现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了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单是个工业区，而且更侧重于如何将不同的行业、企业、人员、商店及银行等零零碎碎的元素，以和谐方式集结在同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我给它打70分，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细节，他们还没完全掌握，仍需要时间学习。
我们当年把2000名苏州的中高层官员和管理人员带到新加坡接受培训，让他们亲身体验我国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完成培训后，我们的官员也跟着过去从旁指引他们。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及不同层次的管理架构，到新加坡接受培训的也不是园区最高负责人，它的最高管理层人员并没过来。当他们的下属向他们介绍一些新事物时，如果最高管理层认为这将干扰他们，就会放缓实行或加以否决。所以，这当中存有错配的现象。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们应该也把他们的最高管理层带来这里，这样他们才能体会如何把个别计划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布局。
现在双方都已经学会去理解对方，但开始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当初以为会讲华语，有相同的文化就行了，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双方工作方式的差异，新加坡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能随意变动，不像我们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对本身的规制进行调整才转移过去，但即便如此，由于对方的规制没有改变，最终结果不可能完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