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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的表述之后，各界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风险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等多有讨论。当下，对“新常态”的解读还远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还有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迈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即经济增速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时期。新常态下“危”“机”并存，经济下行风险中，也酝酿着改革机遇。经济“新常态”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如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进而释放改革红利？应该有怎样的货币政策新框架？这些问题亟待讨论。
2012年10月，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黄益平执笔的第13期季度宏观政策报告提出要“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为再次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CF40近期发布了2014年第3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并组织宏观季度政策报告论证会，部分参会嘉宾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魏加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部主任李伏安、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等。本期特刊发该季度报告简本、部分现场讨论成果，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接受采访的观点，以飨读者。（廉薇）
本报特约评论员 廉薇
“旧常态”与“新常态”
《21世纪》：今年5月，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来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引发对于“新常态”的热烈讨论。相比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下的“旧常态”，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黄益平：所谓“新常态”，应该是跟过去的常态相比较而言。过去三十几年经济发展的常态是什么？主要是两条，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均10%，被称为“经济奇迹”。第二，经济结构失衡、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收入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走向新常态，就是要告别过去的经济奇迹。
旧常态必须走向新常态，主要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一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过去主要靠投资、靠出口、靠大量资源投入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转向以国内需求为主、以生产率进步为主的增长模式。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成本优势，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从过剩变成短缺，劳动工资持续、快速上升，其它投入品包括能源、土地和资金的成本也已经或者即将上升，这就意味着过去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正在快速地失去竞争力，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必须要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
因此，我的理解，经济“新常态”可能意味着增长速度适当放缓、经济结构变得相对平衡、收入分配不断得到改善，同时产业持续地升级，新常态下的增长速度与之前相比会慢一些，但更高质量也更可持续。
诸建芳：习总书记在近期多次提到“新常态”，按照他的表述，现在我国经济已经处于“新常态”阶段，而非正在向“新常态”阶段过渡。“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高层对经济形势的一个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会影响我们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所以，对于“新常态”这一概念的讨论很重要。如果简单地理解，“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就是经济不再持续过去的高增长状态。但是，具体来看，“新常态”含义是什么？什么水平的增长速度属于“新常态”？可能还是不确定的，还需要丰富。所以，相关的研究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新常态”的理解。首先，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长率处于什么水平？实际增长处于什么水平才是合理的、比较接近潜在增长率的？直观来看，我觉得现在增长速度有可能处于潜在增长率以下，因为经济向下调整是有惯性的。明年的就业趋势比较严峻，物价方面也很可能走向通缩。所以，虽然大家都认为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是下降程度很可能没有大家估计的那么低。其次，产业格局在变化。我们判断房地产处在拐点，大潮已退去，无论是景气程度还是对宏观经济的拉动程度都一去不复返了，房地产的持续下行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我们需要研究哪些产业是向上走的，景气程度是持续上升的，要研究产业格局变化方向，判断产业政策应该向哪个方面引导。如果在房地产行业下行的情况下，没有新的产业上行的话，经济增速会下降很多。最后，哪些领域的改革会产生动力，支撑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实际增长？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比如减税、放开垄断等，应该会使经济产生新的能量。
魏加宁：关于“新常态”的提法，我认为，既有好的一面——能够给经济增长速度减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另外一面，有可能使领导人对经济增速下滑抱有心安理得的心态，从而导致改革的动力不足。
同时也应当看到，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最大风险可能还不是就业问题，而是在高速增长下掩盖着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可能随着速度的放缓而逐步暴露出来，这恐怕更值得我们警惕。
另外，当前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不应放在如何让增长速度下台阶，而应当是放在如何让增长质量上台阶。气可鼓不可泄。如果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无所谓，那么政府官员就会感觉到压力大大减轻，就不需要加快改革了。
李伏安：“新常态”影响的方面很多，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是相对“新常态”的“旧常态”。如果经济发展本身存在常态，中国过去所谓的30年奇迹，其实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了独特作用，成为“旧常态”中特殊的奇迹。美国的类似案例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抗危机的西部大开发，但那只是政府出台政策，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政府则直接参与了经济活动，既是经济规划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又是实施者，而从政府本身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来看，其又成为了经济重要参与者。如果认为经济是市场行为，那么政府应该置身事外，而在过去30年，中国政府介入经济的现象是一种常态，不是例外。
我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理解为，政府从市场中退出。如果从“旧常态”到“新常态”，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是政府，那么政府退出对自然过渡到“新常态”很有益处。但在“新常态”中，政府应该在其他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如魏加宁所说，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增速降下来，同时也要提高质量。打造提升效率和增长潜力的新政策环境，是“新常态”政府转型的重要内容。
对于过去的经济常态，30年来我们将经济增速提高到了9.9%，而“新常态”的经济增速将降到7.5%甚至更低。随着“新常态”的出现，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人认为现在的7%就是（或者接近）潜在增长率。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行政干预及人为调控影响，而所谓的“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率7.5%，更是受政府引导形成的预期。中国经济要实现20年可持续健康发展，完成城镇化任务，达到小康水平，需要多高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需要论证。
经济下行风险与货币政策前瞻
《21世纪》：今年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只有7.3%，您认为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黄益平：年初政府把今年GDP增长的目标定在7.5%左右，第一季度增速放缓到7.4%，各级政府就非常紧张，采取了很多“微刺激”或者“定向宽松”的措施。问题是，每当“微刺激”力度有所减轻，GDP增长就开始下滑。这个现象表明政府的增长目标可能定得偏高，宏观政策本来是用来适当地缓解（但不是消灭）经济周期的，原则上应该是增速太快了，政策紧一紧，增速太慢了，政策松一松。但现在政策一直在松，虽然没有再大规模的刺激保增长。但假若没有这些刺激措施，估计增长速度会掉到7%以下。
这就涉及到导致增速下滑原因的问题，一般性地看，无非是周期性和结构性两个方面的原因。周期性的因素肯定有，欧美日经济复苏缓慢，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反弹。但我觉得结构性减速可能是更主要的，这可以从几个例子来看。第一，我国经济经过30几年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其实可以期待的，借用林毅夫老师的概念，中国离全球经济技术前沿越来越近，从而导致“增长潜力”有所下降。第二，特别是过去一直依靠扭曲要素市场变相地补贴投资者、生产者和出口商，现在这些变相的补贴都在慢慢消失，已经明显地影响到经济活动。第三，从资源供应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也在不断减弱。比如15年前，我国劳动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人，现在年均减少300万人，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
魏加宁：当前经济增速下滑还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八项规定”虽然正确，但事实上也的确抑制了政府消费；二是审计地方债虽然及时，但也的确抑制了政府投资。记得1991年邓小平曾经在上海发表过一次讲话，非但没有拉动投资上升，反而遭到了主流媒体的批判，原因就是那时候仍然是企业之间三角债盘根错节，大家都没有心思去进行新的投资，而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调到北京后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三角债”。等三角债解开之后，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讲话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上来了，投资就快速上升，从而使得经济形势很快发生根本转变。因此，只有尽快推进各类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去杠杆化”，才有可能重新拉动投资增长。
李伏安：我们的环境问题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产品，但环境恶化并不是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管理不善造成了环境恶化。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明知环境受到污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纵容，这就是管理上存在问题。所以现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增速下降，环境质量就一定会改善吗？我认为不改变这种观念，并不能减少污染。
此外，还有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的问题。过去30年，银行信贷资产出现恶化，主要不是发生在经济下行期间，而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2008年以来这一轮高速发展，给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带来的潜在压力比前些年要好得多，得益于这几年我国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治理的重大改进，所以这一轮增速下降不一定会带来那么严重的资产恶化问题。但是，从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我就提出“过度的投资和信贷规模扩张会不可持续”，投资、建设管得好，可能不会出现新的“烂尾楼”，但可能出现“好尾楼”，即项目好但建不成或不达效，会有很多好项目半途而废或延缓，尤其是2011-2012年的高铁项目，比如郑州到北京之间建设的高铁还有一年多就要通车，结果因缺资金、压投资缓了一年才建成通车，现在看，通车不到一年就出现各种拥挤，节假日一票难求。所以，信贷质量不简单取决于增长速度，更取决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
《21世纪》：针对经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方面应当如何应对？未来出台全面宽松措施的概率有多大？
黄益平：在结构性增长减速的前提下，我觉得最好的对策是适当接受增长减速。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力图“稳增长”，但应该尽量避免“保增长”。好在过去担心增长减速可能引发的三大担忧，包括大量失业、金融风险和投资者信心，似乎短期内也不构成重回保增长老路的理由。
这样，货币政策决策就相对简单，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求得通胀与增长的稳定，当然这个稳定应该是“新常态”下的稳定，而不是“旧常态”下的稳定。我认为国务院提出的“区间调控”的思路是及时并且恰当的，因为现在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脱离了原来平均10%的增速之后，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合适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政府通过划一个区间，上限不引发严重的通胀，下限不触发严重的失业，在这个区间之内的增长速度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按照这个尺度来衡量，其实现在低于7.5%的增长速度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年初说了7.5%左右，现在把自己给套住了。近期内我看不出货币政策全面宽松的必要性，但如果政府依然把增长目标定在7.5%，而且不愿意接受低于7.5%的增长速度，那么全面降准、降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诸建芳：今年8月中下旬以来，央行开始加大了定向宽松的力度，2次降低了回购利率，采取了slf等措施，加大流动性的供给。这些政策的效果有一定的显现。首先，促使信贷止跌回升，而且比去年同期增加更多；其次，流动性持续改善，未来仍将有望继续小幅改善；第三，金融市场利率继续下行，主要固定收益产品利率继续下行。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年内仍将采取定向宽松的措施，短期还不会实施全面宽松的政策。2015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下行压力，全面宽松的政策是必要的，我们预计可能采取降准和降息的政策组合。根据季节规律，预计10月信贷略有下降，增长6500亿左右，社会融资总量略有下降，预计达到1万亿左右，而M2增速可能略有回升，预计增长13.0%左右。
《21世纪》：短期来看，您认为中国经济的表现将会如何？
诸建芳：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有所恶化，不过仍然符合当前预期。总体物价水平有所下降，已经降至接近通缩水平。
8月中下旬以来，政府从多个领域出台稳增长的政策。货币政策加大定向宽松，降低回购利率水平；逆周期财政政策继续加码，采取了减税等刺激经济的手段；政府出台了核电、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出台了旅游、体育和物流等方面的产业政策；出台了促进房地产需求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对购房的贷款限制有所放松。
未来稳定经济还将继续出台，我们预计政府可能出台的政策将涉及促进消费（特别是信息消费）、城市环保、节能、交通等基建。货币政策继续向宽松方向调整，进一步增加货币供给，同时降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以及后续政策的继续跟进，总需求仍将小幅改善。由于基建项目的推出，以及信贷的增加，基建投资将有所增加；房地产政策的出台短期将改善房地产市场交易，这将带来后续住房相关消费有一定的改善；另外，短期出口仍将保持稳定。因此，预期未来一个季度总需求将小幅改善。
所以，我们预计年内经济将以平稳收官。考虑到去年四季度基数较低，预计四季度GDP增长7.4%左右，全年增长7.4%左右。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21世纪》：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的前景？我们应该怎样主动适应新常态、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黄益平：经济增长减速是一个趋势性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长速度不断放缓，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即便是这样已经放缓的增长速度，放在历史与跨国的背景里看，仍然将是相当不错的表现。接受增速适当放缓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步，再度超越能力地增加投资、刺激增长，长期看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国不再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但追求中高速增长的关键不在刺激而在改革。蔡昉的研究发现，人口、户口等政策的改革有可能令未来GDP增长速度提升1-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表明，倘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马上得到忠实的执行，短期内GDP增速可能下滑，但到2020年，增速可能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我自己关于金融改革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通过改革，释放政策扭曲所导致的一系列的效率损失，把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从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创新和技术进步。因此，接受新常态不是要放弃中高速增长，其实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诸建芳：很多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看上去一片灰暗，但是我并不那么悲观。首先，大家认为过剩产能缩减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到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也要看到服务行业产能的不足，这部分的投资容量很大，如果加强投资，对增长还是有支撑的。其次，真正的改革要把微观经济盘活，把30年积累的私人资本这个因素激发起来，改革就基本成功了。反之，如果这方面做不到，这一轮改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最后，现在我国的出口中，货物贸易几乎已经达到峰顶，基本没有潜力了。但是服务贸易在30多年来基本都是逆差的状态。如果十几年前我们没有加入WTO，很可能就没有最近十年经济的高增长。类似地，如果我们加入TPP，将有助于激发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基础比较薄弱，潜力较大。随着政策的调整，服务贸易将呈现迅速扩张，这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没有那么悲观。
李伏安：我并不认同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建立防火墙，我认为应当认清政府在“新常态”下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需要调整的远远超出经济层面，包括政府的目标、行为和作用。
此外，我觉得应该认真总结“旧常态”的经验教训。比如结构失衡是政府推动，还是经济自身造成的？现在微观经济面临的压力比宏观经济要多，当宏观经济确定目标后，微观上则面临来自于潜在增长需求的压力。同时，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只注重扩大自身的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不够或者下降，仍然不行。保持国际竞争力也是“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的重大目标。
最后，与其说我们进入“新常态”，是经济自然地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还不如说政府逐渐从过去鼓励越快越好的经济发展方式，过渡到主动引导进入新的发展状态——把经济增速降下来，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考虑下一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政策措施的下一步引导方向。政府的内需和外需都需要引导，特别是要加大对内需的引导。至于“新常态”下如何定义中国在国际的战略定位，过去中国注重引进投资，今后要转向引进技术，提高国家基础产业的地位和全球竞争能力，可能成为工作的重点。
魏加宁：在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均受到抑制的时候，我们要大力促进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要让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让民间投资来代替政府投资，这应当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短时期内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民众对改革的预期不明，同时缺乏制度保证，比如在保护私有产权方面，还存在很多模棱两可的现象。此外关于改革的重大措施还没有出台，在反腐败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几只大老虎，但是在改革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真正的“大老虎”。
最后，要想拉动政府投资，当务之急是趁着中央财政日子还比较好过的时候，尽快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已有的债务风险。但一定要注意新老划断，对于存量债风险务必要尽快化解，但新增政府债务，中央政府一定不能再承担兜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