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中国开发区实现了很多目标。2004-2014年，天津开发区GDP增长了5倍，达到2800亿元；苏州工业区GDP增长了4倍，达到2100亿元……

　　“这种增长未来会越来越分化。”新加坡邦城规划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陈启宁15日在此间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说。

　　曾参加苏州工业园设计的陈启宁说，当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经超过千余个，创造了大量税收，带动了各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未来如何在规模、质量和管理形式上实现转型，开发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2012年中国17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GDP中，500亿元以下的开发区占了大多数，大量的开发区第三产业占比在30%以下，出口超过200亿元的开发区很少，真正能保持外资吸引力的开发区也寥若晨星。”陈启宁说。

　　今年是中国开发区设立30周年。在以“开发区——三十而立，走向何方”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正步入“后开发区”时代，过去发展中经验和问题交织，开发区的发展亟需重新评估和调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缉慈说，开发区是在国内生产力不足、资金和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和国际上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设立的，作为推动改革开放、技术创新的载体，开发区已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标志之一。

　　1984年，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诞生。截至2014年7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15家，国家级保税区13家，国家级出口加工区63家，国家级边境经济技术开发区15家，其他国家级开发区57家，省级开发区1170个。

　　王缉慈指出，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图景非常复杂，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利用权力提供土地、税收、特许经营权等优惠导致权力寻租，过度开发和竞争，行业部门各自为政，政府主导投资行为，追求短期利益等。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赵民说，开发区集中了税收、土地等各种资源，这一公共政策本身需要有周期、有评估、有调整。在地方政府操作层面，对各种开发区的定位趋同，偏离了开发区的本意，也需要及时纠正。

　　例如，在政策设计方面，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是发展外资、出口量比较大的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要是战略新兴产业。二者过去在产业上差异很大，而现在这两种开发区在规划上几乎没有差异。

　　针对这些弊端，政府已经开始警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9月4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表示，将推动开发区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同质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由硬环境见长向软环境取胜转变。

　　汪洋还强调，加强宏观指导和动态管理，对土地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标、发展水平滞后的开发区要降级或淘汰。据了解，一项关于开发区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指导文件近期有望发布。

　　“开发区在地方层面，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可以作为地方改革试验区和经济增长核心区，对开发区政策进行评估，不是取消全部，而是给不符合发展前景的开发区‘摘帽’，这是对政策的重新聚焦。”赵民说。

　　他表示，对开发区发展而言，未来不是做增量而是做好存量，不是在廉价土地等政策上做文章，而是延伸地方产业链、提升功能，促进开发区与城市发展的融合。

　　陈启宁认为，未来开发区转型的趋势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利用境外投资和境内投资并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并重。更为重要的是，调整政府在开发区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