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重要施政着力点，也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在本轮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具体路径选择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能否成功的关键点之一。
　　前段时间笔者实地调研，了解到对于新型城镇化的认知和推行，各地出现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迷茫。一方面，地方政府认为很多制度改革的权力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很难有大的突破，于是等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后才考虑动手。

另一方面，对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这种质量型城镇化的路径，找不到升级的办法和路径，感觉迷茫和无所适从。该类型的地方政府，多分布在思想比较保守，经济实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
　　第二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思想是明白的，但却采取了片面解读的方式。比如，刻意将投资大跃进、房地产(行情 专区)化、人为造新城等老模式装到“新型城镇化”这个筐里。这种城镇化路径的异化，是当前中国政府推行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挑战之一，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大范围地偏离新型城镇化的本身意图。该类型的地方政府，遍布各地，且比重不小。
　　第三种是敢于先行先试。一些地方政府深刻认识到之前城镇化路径难以为继，于是结合自身的资源和特点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宅基地交易、宅基地换社保、户籍改革中的居住证改革，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改革、开征房产税、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棚户区改造、加大混合社区建设、扩大县级乃至镇级政府的自主权等多个方面。但这种类型的地方政府总体数量较少，还未形成主流。
　　清晰了解中国地方政府实施新型城镇化路径的三种类型，有利于对新型城镇化推行中遇到的问题对症下药。
　　首先，通过充分的讨论形成对新型城镇化的共识。城镇化不能成为精英圈自娱自乐的东西。媒体应该给外界传达出更为清晰的新型城镇化路径，这也是对地方政府的一种监督。
　　其次，新型城镇化需要制度改革来保障。当前很多地方政府迷茫和“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因为自身没有太多改革权力。为此必须在户籍、财税、土地、行政、投融资等方面推进实实在在的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匹配；要想地方政府改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就必须考虑开征房产税在内的地方政府新财源；或将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事权上收中央。
　　第三，要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过去以G 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已不再适应新城镇化的要求。而对于新的绩效考核体系而言，强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要将考核的重点从城市面积等方面转向新落户人数、公共服务覆盖人数；从考核基础设施投入转向蓝天数量、水质、交通畅通度等方面。
　　第四，新型城镇化的原则应该是市场为主导，政府为引导。中国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来，并通过财税、规划、法律等制度规范的方式，让市场主体遵循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在各地推行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