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一切今天真的已经来了吗？

    我认为，要正确地看清这一点，首先必须客观和全面地认清中国中西部和内地经济长期发展迟滞的根源。诚然，内地和中西部省份自然条件恶劣、交通运输不便、产业基础薄弱、信息闭塞等等，都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最根本的障碍恐怕依然是以人的观念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

    自１９９９年６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的１０年间，随着国家的巨额投入，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改观。然而，若要说这些硬件上的巨大改观给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带来了多少实质性的拉动，恐怕很少人会真正同意。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硬件焕然一新很容易，但社会文化的更新却是非常困难的。在中西部地区，从政府衙门到寻常百姓，法治残缺、不讲诚信、思想一元封闭等等阻碍商业繁荣的软环境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在有些地方，对当地的各种权力机构来说，外来投资企业简直就是一块人人都争先恐后想要“宰”一刀的送到嘴边的肥肉！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自然是望而却步。毕竟，做生意的第一要务是生意能够基本正常和稳定地做下去，否则，一个地方哪怕资源再丰富、劳动力再廉价，也不会吸引到任何希望长久扎根的企业。

    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和批评中西部地区官员和老百姓的意思。但是，中西部地区至今仍然缺乏最基本的现代商业环境，却是不争之事实。

    放在这样的视野中，我将富士康的大举内迁看成一个具有先导意义的个案。也就是说，这个个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并非一般企业可以跟随和复制的；但在另一方面，这个个案又的确开启了一个可能再过１０年才能蔚然成风的大潮。

    这是因为，如果从纯粹的市场行为来看，在目前的综合商业条件下，一家企业就这么贸然内迁可能非但节省不了多少成本，反而还会增加许多原来在深圳时意想不到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换了其他企业，算经济账多半是划不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绝大多数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企业不愿意内迁的道理。然而，富士康并不是“其他企业”，以它的实力和地位，只要它愿意到哪里落户，那么它就一定会成为当地的“首长工程”。不说别的，就说如果有一家企业一下子要在某个地方招聘１０万工人，能够对那些县长、市长、省长构成多么大的诱惑？他们自然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这桩买卖并在以后给予它许多特殊照顾。

    因此，对富士康来说，内迁是一笔生意；但对当地政府来说，这却是一项具有特殊含义的政治任务。这就是中国式的“政府抓经济”的典型模式，遗憾的是，这种模式显然不是无名无姓的寻常企业——特别是创造最多就业机会的数不清的中小企业——所能模仿的。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第一批外资企业时，它们对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来说也不是简单的生意，也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正是因为有了第一家、第一批外资企业在中国成功经营的示范效应，最终为中国打开了今天这样的大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今日富士康的内迁显然同样具有划时代的示范价值。

    当然，更为根本的，中西部有利于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文化并不是报纸上发表点宣传教育文章或党委、党支部展开政治学习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转变观念的最有效方法其实就是商业实践本身。当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政府办事人员——从殷勤服务外来投资所带来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实实在在好处后，他们就会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进一步提高自身服务于投资者的水平和技巧。

    这样的财富故事，３０年来天天都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蓬勃上演。眼下的问题在于，它的舞台真的能够随着富士康内迁这样的标杆性事件向深不可测的中国内陆推进吗？有鉴于中国沿海与内地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这个问题的答案未必是肯定的。要使它变为肯定，到现在为止，钥匙仍掌握在政府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