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大多数工业园区一样，富士康选址于深圳郊区，规模庞大，功能多元，甚至被称为“城中城”或IT业的“紫禁城”。深圳富士康占地面积约2.3平方公里，容纳了30多万名工人，白色的厂房是这个园区的核心和动力之源。除此之外，它还拥有一个城市应有的一切，银行、学校、医院、电视台、广播站、杂志社、公园、邮局、商场、超市、美食街、游泳馆等，各种基础设施应有尽有，几十万人不分昼夜地在园区中忙碌着。

    从人口规模上看，富士康工业园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我国的《城市规划法》规定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到50万的城市，富士康园区已是一个中小县城的规模。从人口密度上看，深圳龙华园区不足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0万工人，远远高于北京、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

    从功能格局上看，富士康似乎拥有城市的一切功能：工作、娱乐、教育、医疗、购物，甚至文化。这座“城中城”的一切都打上了富士康的烙印，包括下水道的井盖也印有“富士康”的字样。穿着红色、白色、蓝色制服的工人们穿梭于各个厂区，在集体宿舍休息、在集体食堂吃饭、在集体商店购物。

    富士康虽然拥有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却缺乏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或许是富士康自杀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城市是不同风格的建筑的聚合体，拥有不同个性的人群和家庭，承载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而富士康整齐划一的厂房和宿舍，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人们，按部就班的繁重工作……无一不昭示着这仅仅是一个超大的流水线工厂。当30余万员工生活在一个没有社会联系、缺乏多元文化的空间内，与城市生活隔绝，工人的生命生活仅仅是流水线上的一份子，当人沦为机器以后，悲剧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

    富士康的园区格局，类似于中国传统“单位”、“社会主义大院”的翻版。一个人工作的地方同时也是家、学校和休闲中心，这是中国传统“单位”体制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单位体制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生产模式，以生产单元为核心，建立起宿舍、医院、学校、食堂等诸多功能空间，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小而全大而全的个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单位、社会主义大院因其“大而全”不堪负荷，要么破产，要么剥离非核心业务单元。

    当社会主义大院、单位式工厂因为各种原因纷纷瓦解时，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式工厂模式，却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持续存在，广泛蔓延。郭台铭称富士康的社会功能要转回到地方政府的手中，虽有推脱责任之嫌，却从另一个角度促使我们反思“工厂+集体生活”园区模式的缺陷。

    从选址上看，中国的工业园区多规划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多位于中心城市的近郊，缺乏合适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和娱乐设施，园区的建设也尽可能的大而全，一些规模庞大的园区很容易建设成为城中城。这样的工业园区邻近中心城市又游离于中心城市的生活之外，宛如城市中的一座孤岛，工厂与城市难以融合，工人与真正的城市生活也相距遥远。一位在富士康工作五年的员工就曾说，每天吃、穿、住，用，连游泳、打篮球等业余活动也在富士康，他对深圳的认知仅限于富士康，富士康就是他的深圳。

    从居住条件上看，随着工厂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土地越来越昂贵，园区的用地并不能成比例同等增长，这必然导致厂区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也不断恶化。以富士康为例，2005年以前的深圳富士康只有不到10万名年轻工人，5年后，这个被称为“世界级工厂”的富士康，光深圳龙华园区不足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近30万年轻人。这导致了富士康工人宿舍人满为患，一间宿舍，就有十名工人居住，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因为早晚班轮倒，这些工人之间的距离紧密而疏离，甚至大多数人连室友的名字都记不全。在富士康“2010年度励志大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只要谁能说出全部室友的姓名、电话，就立即奖励1000元，台下当时坐着至少几千人，但最终仅有三人跑上台，同一屋檐下的工友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工业园区成为城市中的孤岛，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大都市的高度富贵和繁荣，只是使新生代的农民工更加自惭形秽和自觉无望。富士康自杀事件的背后，除了个体、企业的原因外，我们更应反思社会的原因。在新一轮的社会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希望能从工业园区的选址、规划设计，到户籍制度及依附其上的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能有更大的突破，让农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分享城市繁荣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