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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从低谷到逆转的一年多动荡之后，中国经济虽然展现升势，但仍然面对着各种艰巨的考验，国内与国外均存在着诸多变数。对去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实行正确的退出，应对若隐若现的通货膨胀压力，解决劳动力与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结构性难题，抑制日趋明显的资产泡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而外部压力的增大更是使内部的经济调整之路趋于复杂化。如何在这丛丛密林之中开辟一条路径，在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期我们采访了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从不同角度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对俄罗斯发表过他的著名评价——“大谜套小谜，百思难释疑”，也许今天拿这句名言来形容中国经济的态势也再为合适不过。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中国经济似乎一马当先地引领着世界经济的恢复，但各种迹象都显示，它面前的道路越来越不平坦，平路上暗藏陷阱，良机与潜忧并存。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一年以来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承受日益沉重的外来压力，急于在中期选举年笼络选民的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敲响战鼓，准备向人民币汇率发起另一场攻击，而中国目前为止寸步不让的反应也使一场全球贸易战的风险陡然增大。而就在这场新风波爆发之前，舆论已经在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种种悲观的估计，在西方媒体上，中国崩溃论的说法一度升温，理由当然五花八门，或是对房市泡沫的担忧，或是对出口市场能否维持的怀疑，或是对地方政府庞大债务的恐惧。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魅影似乎正在借助去年经济刺激计划的余势翩然而来，对当前汇率政策的坚守又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增添了复杂性。
我们难以判定这些内部与外部的因素将向哪些方面变化，又将形成什么样的机制与合力。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理应鼓励一场公开的辩论，找到走出迷宫的最佳路径。我们应该对每种可能的经济选项进行细致的成本收益分析，并通过对汇率等机制的合理改革，重新确定政府与公民、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利益边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的环境中一直比较欠缺，例如在最近有关人民币汇率的风波中，多数评论者的观点似乎都指向同一方向，那种方向更多代表一种对外国的抵抗与愤怒，而不是基于对自身境况的合理考量。
这样的态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像在许多领域一样，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也经常只是听到一种声音，而失去了从多种观点中甄别拣选的可能，这使我们的头脑变得简单，思维方式变得粗暴。或许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需要给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辩论增加一点新的血液，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看法，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正如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Green）所发现的，事实上许多外国学者针对中国经济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们的研究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启发新的思维，但遗憾的是许多这样的研究在中国都少有人知。介绍并分析这些观点，是他的新书《大国经济之路》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对于一些国内的经济评论，他也在此书的序言里发出了这样的抱怨：“在当今的中国，我发现很多个人的观点化装成了经济学的论述，这些作者并未真正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做过深入研究，行文中没有图表，经常没有一个数据。观点貌似强硬，但缺乏有力的证据。”
当然，王志浩自身也有可能遇到一些别人的质疑：从几年前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就在遭遇一定的信誉危机，而美国经济似乎被一些华尔街的金融豪门拖垮之后，就连西方人也开始觉得应该对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多加小心。另一个因素是，他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而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是无法为外人所真正洞悉的，例如中国官员经常训斥外国记者或学者不懂中国的 “特殊国情”。但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王志浩的回答是，“我发现只要使用合理的经济学方法，提出合理的疑问，收集有用的资料，进行严谨细致的研究，我们其实是可以对中国经济有深入透彻的理解的。”他在书中以挑衅的口吻写道：“中国是独特的，但她不见得非得神秘，即便是对我们大鼻子。”他举出的一个反证是，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是中国人，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在美国成为公司金融学的权威。
在《大国经济之路》一书中，王志浩试图对中国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诠释，而且他设定的读者群只是中国人。他试图打破那种粗陋的学风，以翔实的数据与严密的论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与真正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相吻合。也许由于他在书中试图覆盖的话题过于广泛，读起来不免有一点枝蔓横生的感觉。但他对采访的回答是简洁明了、直击主题的，无论说服力如何，他总是在努力展示最严谨的论证。
在中国经济之谜中，有时身处谜团中心的我们自己往往忽视它的复杂性，看不到清晰的纹理，而从外部角度的观察也许有助于我们洞悉全局。王志浩认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旨在增加每个人的财富，反对腐败，呼吁法治，关心所有与社会中无权无势的群体息息相关的事情。持此立场的他应当是一位细心而公允的解谜者，我们或许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好事与坏事
经济观察报：近两年来外界对于中国经济一直抱有比较乐观的期待，但近两个月以来，西方的很多分析人士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稳定性问题，担心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投资泡沫，甚至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说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志浩：我每天都会与投资者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多是我们的客户，包括银行以及在中国经营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及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等。我们和许多在中国经营的人交谈，因此可以了解他们的看法。你说得很对的一点是，外国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存在着一种变化无常的周期性波动。
在一年之前，即去年的1－2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崩溃，因为金融危机、出口的萎缩等，中国经济似乎就要不行了。但中国并没有崩溃。而到了去年的5月，人们都看到了中国经济依然在强劲增长，又都觉得中国真是很了不起，最终会主宰整个世界。在这一乐观情绪持续了半年多之后，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一种对于中国的悲观情绪，认为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和投资泡沫，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崩溃。而我坚信再过半年，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情绪又会变得积极很多。
因此，不论在西方媒体还是在投资者中，人们对于中国的情绪确实一直变动不居。但我认为这样的简单情绪掩盖了现实中十分复杂的具体形势。中国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例如民众的收入在上升，政府也在进行一些改革，例如医疗改革、油价改革、向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包括过度投资、地方政府的沉重债务、“国进民退”的现象等。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是好坏参半的，好事和坏事是同时发生的。如果在中国生活和做研究的话，你一直都在看到各种好情况，也在看到各种坏情况。而在国外你则有时看到好情况，有时看到坏情况，情绪在不断地波动。
经济观察报：你也认为中国经济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担忧的迹象，你如何评价这些潜在忧虑的严重性？
王志浩：今年我们对于通货膨胀并不是特别地担心，我们觉得只要决策者继续从经济刺激政策中退出，这就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中国现在已经从经济刺激中退出了许多，例如银行贷款和投资项目目前得到了控制，财政预算也不是刺激性的，而是中性的，在房地产市场上也进行了政策调整。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行动。我们看到的许多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已经不需要刺激了。因此退出刺激政策是正确的，可以预防经济过热。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率在今年是可以控制的，也许会在4％左右，而通货膨胀问题更多的是明年的问题，因为明年全球油价将会上涨，全球需求将会上升，中国也许会面临更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我们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并不感到多么吃惊。中央政府现在正在调查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我相信这肯定会给银行造成一定的问题，也许会在三年之后浮现，也许会更早到来，但我们认为这绝不至于造成一场金融危机，只是或许会给一些小银行带来大麻烦，而届时政府很有可能会再次救援银行，重整银行的资本结构。
经济观察报：那么对于近期的人民币汇率争论你是怎么看的？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已经准备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温家宝近期表示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低估。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对经济是好是坏也有一定的争论。你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王志浩：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想帮助国内的出口商，但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想帮助其出口商。中国目前为了支持出口商，所以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而为了维持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购买许多的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干预市场。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样的做法称为“操纵”，但中国央行确实是每天都在买入美元，以阻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我们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具体低估的程度。良好政策的选择是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使其在更大程度上为市场决定。我认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如果在采取这样的政策之后人民币真的升值了，这将有助于中国对抗通货膨胀，而且会使中国的进口变得便宜。所以说汇率的改革、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是完全糟糕的，对于经济的很多方面是有利的。
至于目前中美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两国正处在艰难时刻。美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很严峻，美国的真实失业率高达18％，人们对于就业感到极大的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希望能增加出口，而在华盛顿的许多人看来，要增加出口美元就需要适度地贬值，不只是对于人民币贬值，而是对于所有外国货币贬值。许多人认为，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这就影响了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因为像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国家都必须和中国竞争。因此在华盛顿的许多人看来，如果人民币对于美元升值的话，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也会对于美元升值，而这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
经济观察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最近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了一些观点，他认为在世界各国都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情况下，中国的汇率政策其实是损害了别国刺激经济的努力，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他甚至建议美国以对来自中国的进口施加25％的附加关税相威胁，迫使中国对人民币升值。你怎么看待此事？
王志浩：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汇率政策与对支持出口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我们可以听到中国政府官员说，因为中国的出口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中国目前还不能改变汇率。因此，在以当前的汇率政策促进出口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是直言不讳的。而如果中国在有意地支持本国出口，这当然会损害别国的出口。因此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是颇有道理的。
而我不大赞同他的一点是，中国外贸顺差的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人民币汇率，有人则说是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的价格过低，因此更好的调整方法是提高这些要素的价格，使它们能更好地反映供求关系。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相比而言，让人民币升值也许是一种较为简便易行的方法。我还看到的一点是，在本次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依然上升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在七个工业化国家的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升高了，这就预示着在世界经济复苏的期间，中国的出口将比别国恢复得更快。因此总体而言，我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而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有利于中国自身。
其实现在许多中国人也认同这一点，他们只是担心时机问题，不想调整得过早。但时机选择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政治有它自身的逻辑，不是吗？美国的政治体系与中国非常不同，政府是无法控制国会议员的。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非常负责任的立场，在一个月之前奥巴马基本上没有公开提人民币问题，他希望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而现在由于中国经济以比所有国家更快、更强劲的势头恢复，许多美国人就觉得再次呼吁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到了。至于他们会做出什么决定，几周之后将见分晓。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中国的出口业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强势的利益群体，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政策。你怎么看？
王志浩：我不知道出口商是否结成了这样的利益群体，但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似乎经常被夸大。举个例子，如果你问一位出口商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他们肯定会坚决反对。我常举一个例子，许多中国出口商的利润率只有2％，他们担心人民币稍一升值，这点利润就会消失，工厂就会倒闭。这是很错误的想法。如果人民币升值，所有中国的出口企业将面临同幅度的成本上升，届时问题并不是某个企业的利润率，而是中国企业相对于别国企业的竞争力，如果它们依然有竞争力，它们就将保留自己的利润率。环顾世界，许多国家的汇率往往在一年之内就有10％－15％的变化，但大多数出口企业依然能应付得了，为什么富有竞争力的中国出口企业就应付不了汇率的小小变动呢？
退出刺激政策
经济观察报：你对于中国去年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是如何看的？许多人担心经济刺激资金流入房地产等市场，从而助长了这些领域的泡沫。
王志浩：我相信很多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根据我们手上的数字，去年中国全国的平均房价上涨了一倍，一些地方的涨幅高达两倍甚至三倍。虽然从理论上说，由于规则的限制，银行贷款是不能流入房地产市场的，但我认为许多银行贷款最终还是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经济刺激计划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也产生了很积极的效果，提高了需求，创造了就业。我们看到今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提高了大约10％，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现在中国也许应该着手遏制一下信贷扩张，控制银行贷款，也许可以用一定的政策抑制房市中的投机行为。看起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开始转向正确的方向，这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你是指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转向常规经济政策？
王志浩：是的，我想中国已经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信贷发放有所减少，央行开始转向严格的金融政策。从财政预算来看，今年所包含的刺激因素也比去年降低了许多。根据我们的估计，在2009年的上半年，仅财政预算就为经济增长贡献了5－6个百分点，可见它具有巨大的刺激性，而今年这个数字则是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新投资建设、房地产等许多领域，我们都在看到中国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并不是全面退出，但方向已是很明显了。这是正确的行动，因为现在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经济过热正在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再过几个月，人们应该会对中国的经济奇迹重新充满信心。
经济观察报：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人们曾对本国产业有很多担忧，但后来人们发现其实中国在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中如鱼得水，赢得了繁荣。你认为中国是否成功地利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来为自身谋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否应获得更大的规则制定权，以更好地支持自身的发展？
王志浩：我认同的一点是，中国从WTO、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在本次危机之前，中国出口的产品20％销往欧洲，30％销往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有一半的出口销往西方，出口业也带来了庞大的就业机会。现在有人说美欧正在走向保护主义，我们不禁要问，真是如此吗？事实上美欧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只影响了很小比例的中国出口，美欧现在依然从中国大量进口，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也不停歇，这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令人赞叹之处。因此，全球自由贸易框架对于中国的意义是无法低估的。
第二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我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规则依然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它确保了自由贸易，确保了中国投资者在美欧能享受国民待遇，也确保了知识产权能得到合理的保护——这对中国提高创新能力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中国将继续从现存的框架中获得巨大利益。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在提升，例如多年前就有人建议中国加入“八国集团”，当然到了今天，有中国参与的“20国集团”可以说已经取代了“八国集团”的地位。也有人提议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投票权。在你看来这些都是积极的征象吗？
王志浩：当然是。不过在是否加入“八国集团”这样的问题上，中国正在面临着艰难抉择。如果加入，那么中国就会大体上被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而由于很多原因，中国更愿意继续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例如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谈判中，中国更愿意做一个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也是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的，所以目前为止中国并不承担减排目标。中国是更想做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而这二者是难以兼得的。
公共政策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参加过农户小额信贷项目，因而对于中国的农村地区有直接的了解。目前中国宣布要努力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根据你的体验与观察，实现这个任务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志浩：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许有许多人更有资格回答它。我大部分时间呆在中国的城市里，去乡下的时候并不多，但我有一些基本的看法。
首先，目前中国的城市人能享受到较好的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如果我们能通过户籍改革将这些好处合理地向农村转移，那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城市化能提升民众的收入，并促进消费。从根本上说，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中国已经实施了一定的改革，一个商业化的农业部门已经出现，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在未来的10－20年里，在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之下，也许农民可以出租土地或将土地联合在一起，从而可以使用更现代化的耕作科技，这将能提升农业的生产率、收益与安全性。同时，我们对今年农村地区的发展感到非常乐观，我们估计粮价将上涨，涨幅将大大高于化肥和种籽的价格，这将使今年的农村家庭收入大大高于去年。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制度建设，包括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法治建设乃是政治改革，是必需的吗？
王志浩：我想与未来的30年相比，过去的30年是一段比较轻松的时期，如果中国想在未来30年里保持这样的高速发展，它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可以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来发展经济，但未来30年的关键是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娱乐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所有这些服务部门都将从制度性改革中大大获益，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来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促进服务业发展。
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制造业中的竞争得到了鼓励，所以制造业有了更多的创新，生产率提升，工资也上升了，也使许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出现了一些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目前服务业还没有像这么激烈的竞争，因而其生产率的提升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还不像制造业那么成功。而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对于服务的需求将增多，所以也许进一步开放服务业会让中国经济大大受益。
从历史上来看，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制度性改革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世纪90年代人们则享有了制造业上的私人产权，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则是改革住房体系，允许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屋。而今天我们需要的制度改革就是要引导人们进入服务业，包括对银行、医疗等行业实行开放。当然这些行业开放的难度不一，而且也应存在一定的监管，但我们应该将它们向私人开放，因为私人企业更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中国试图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境况，加强对劳工权利的保护，例如中国实行了新的《劳动合同法》，并在推动医疗制度的改革，提供更多的福利。但也有人担忧更多的福利对经济不利，因为这会影响人们的动力。这场争论很激烈，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志浩：我对于教育和医疗问题有一般性的看法。从2006年开始，教育与医疗开支占中国GDP的比例开始上升，但现在即使与印度、巴西等国相比，这方面的开支依然是很低的，因此提高这方面的比例是个正确的做法。
至于《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呢，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可以以英国的情况为例，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有非常强大的工会，英国的历史证明，工会如果产生阻止经济调整的作用的话，就很不利于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工人的待遇非常恶劣，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监管和劳工保护，另一方面也不要建立过于强大的工会，造成负面效应。
经济观察报：其实你在书里曾暗示，也许中国在公共政策方面可以走一种“中间偏左”的道路。你是否能更明确地谈谈这一点？
王志浩：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在英国，过去10年里都是工党这个中左派政党执政。在许多方面，这对英国经济都是有利的。政府基本上不干预市场的运行，但同时政府也努力增加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目前中国领导人似乎有意强化社会保障，增加社会性开支。但我们也需要时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关注如何分配财富，还要关注如何创造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前提是给私营部门更多的保护，以发挥它们的创造力。
有无“北京共识”？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有关“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但事实上持这种主张的人没有几个能准确地说明“北京共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志浩：的确如此。我想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人们仍然有很多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是因为中国有市场经济，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因为政府一直控制着经济；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外国直接投资，另一些人则归结为国有企业。所以对于中国经济为何会如此快地增长，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而现在的政策则是政府继续控制国有企业并扩大其规模，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趋势是私营部门的扩张，而现在则出现了私营部门退缩的现象。我在书中提到了黄亚生教授的研究，他就很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极为不同的。黄亚生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中的私营经济是非常活跃的，而在20世纪90年代一切都改变了，乡镇企业难以获得信贷，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许多都倒闭了，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增强了。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那么“北京共识”从何谈起呢？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模式是不能复制的，因为它具有一些中国独有的特征。例如，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而印度的储蓄率虽然也很高，但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组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投资。巴西的储蓄率则很低，也无法像中国一样组织投资，中国大陆还受益于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等地的大量企业家和资本，得到他们带来的科技和经验，而巴西、南非等国却没有像这样的邻国。所以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办法仿照中国的发展模式。我想由于这三个原因，“北京共识”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