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可以听到不少风险投资人在公开场合呼吁LP多放手。事实上，与西方经历长期发展时段、处于成熟期的LP运作模式相比，本土LP很难像国外同行一样做到“长期持有、不参与投资决策”，而他们对投资的介入，也就是行业内通常所说的“LP角色GP化”，不仅使一些GP们头疼，在很多时候也给被投资企业增加了负担。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体LP们似乎也有自己的道理——“钱是我出的，为什么我不能说了算？”“有的GP只是‘70后’，比我的商业经验还少，为什么我不能给出自己的意见？”

　　在网络上，“LP” 也是另外一个名词“老婆”的缩写，因此，也有创投界人士开玩笑地称，“目前中国的GP都是‘妻管严’。”而在目前国内，也可以看到不少出资人与管理者最终由不和而走向劳燕分飞的事例。

　　可以说，中国的GP与LP正在相处磨合中学习和谐之道，而这不仅是现阶段中国商业环境中的必由之路，也对无数创业企业的走向起到重要作用。

　　LP“当家做主”

　　“你每年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基金管理费，要是不能帮我赚钱怎么办？”“你把钱拿跑了怎么办？”“凭什么我的钱我不能做主？”这是一些风险投资人在募资时经常要遇到的来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如果仅仅解释国际惯例就是LP出资之后不参与管理，通常很难令对方满意。

　　而这是否能一味地归罪于“土财主”们守财而不具备国际视野？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西方的LP之所以可以做“甩手掌柜”，不插手基金的日常投资决策 ，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整套法律体系的支撑与监管；此外，“信托”观念在西方已经有了几百 年的历史，与此相对应的商业文化、诚信道德理念都经历了时间的积淀与考验。而在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诚信商业文化尚待完善，都不得不使很多LP在掏钱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

　　此外，中国创投行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培养出大批合格的风险投资人，很多本土LP也会觉得一些“60后”、“70后”的 GP 资历尚浅，其所称的“GP专业化”程度很难令人信服，对企业的了解可能还不如白手打拼的自己，而在近两年金融遇冷、募资吃力的情况下，一些LP的强势话语地位也就顺理成章。

　　据了解，目前本土LP往往采用这样一些形式来参与经营与决策：或者是LP方人士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占一定比例，委员会实行投票制，开会变成“双边谈判”；或者LP 自己设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来监督GP的投资，如果专家咨询委员会反对，投资项目就可以被否决。

　　LP急功近利

　　而这种LP意志，往往也影响到基金最终的投资方向和投 资时间。在谈到为什么风险投资喜欢投Pre-IPO 企业，而投资原创、高科技初创型企业不多的时候，就有业内知名GP表示，“投资企业时间的长短往往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被LP的意志所左右，他们的资金很难容忍三五年以上的投资期。”

　　与西方被称为“OldMoney(老钱)”的家族基金、教育基金不同，一般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回报周期在7-10年左右，而目前中国国内的民间资本很多都希望赚快钱，所以倾向于做“短平快”项目，GP在选择项目 的时候，也往往只选择本土LP看得懂的项目，而这种情况时间一长，更容易形成跟风与行业浮躁的氛围。

　　针对这种情况，业内人士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LP大众化倾向有害”，大量私人的、做短线的资金在行业里，肯定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设立相应的法规门槛，同时对其进行风险教育；但同时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政府还应该进一步放宽宏观政策，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投行业。

　　其实，中国式LP的不成熟也未必都归因于民间资本，也有风险投资人深有体会地说，如果LP是国内大型国有机构，更可能出现领导一换就变卦的情况。

　　LP“很差钱”

　　除了相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外，LP与GP之间应建立科学的管理与激励机制，并逐步以时间的积淀培育起相互信任的基石。说来说去，很多事情还是与“钱不多”有关，因此，国内创投界也期待能有更多的长线基金入场。

　　在目前情况下，LP在中国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社保基金，此外，未来保险、银行及企业资金均有可能成为重要LP集群；第二类是政府引导基金；还有一类就是富裕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把实业积累下来的财富向股权市场转移。

　　而国外的LP 则包括养老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组合基金、捐赠基金、家族及富有个人等众多来源。因此，业内也在呼吁中国LP结构的多样化。有行业人士甚至给出这样一个数字，LP基金中的长线基金(比如社保、保险)比例达到50%以上，才可以视为是国内创投行业真正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