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开发区的总体布局，我们不难看出，开发区的地理分布是由东向西逐步递减。东部开发区的数量甚至高于中部和西部的总和。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因素。在我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东部从最初的“东夷之地”，逐渐演变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1949年，我国70%以上的工业聚集在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几个城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90%以上。在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30年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出现了多次波动，国家投资开始向内陆地区倾斜。但大规模向中西部投资兴建的许多大中型企业属于增值程度较低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出口加工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居民受教育程度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这是东部开发区多于中西部的最根本原因。对于开发区，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畅通的网络、优秀的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对重工业的依赖却相对很小，有的开发区还远离工业区。

    第二，自然环境因素。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对自然环境和后天环境有比较高的要求。其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一年中温差不大，温度、湿度适中，空气清新的气候条件。不宜与重工业混建，更不能在风沙较大的环境下生产。因为这是支持高成品率的前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建设前期，就坚持走“生态型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多项环境指标都明显优于城区和郊区。为确保环境质量良好，开发区提出“以绿引资，以资养绿”的发展目标。开发区审查入区项目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就是进行环保评估，对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的项目一律谢绝入区。东部沿海地区位于21世纪经济将发展最快的环太平洋，拥有通往世界各地的海运线路。另外沿海很多大城市都有优良的港口和先进的港口设施，例如大连、天津、上海、青岛、广州等城市，因此，自然的对招商引资有着诱惑力，而这种优势更是中西部不可比拟的。

    第三，政策因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一直以来东西部的差距较大，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为此，中央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提出了让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西部地区发展这一政策。凭借这一有利的条件，东部地区充分享受到了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因此，不管对于国外企业还是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东部是首选的建厂地区。

二、目前开发区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开发区创办的初衷是希望以开发区的核心聚集力产生巨大的经济力量来带动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但在首批国家级开发区成功实践的示范作用下，1992年以后一度出现了“开发区热”，数量超过了实际需求和经济自身的承受能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目前我国的开发区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政策优势减弱。中国将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目前倾向将税率定在20%-30%。这意味着开发区将不再拥有税收等方面的特权，而必须与非开发区在政策方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第二，法律保护缺乏。我国的开发区经过15年的探索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并没有在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完善的、全国性的法律体系。我国的法律都是通过现有行政区划的政府部门来实施的，尽管开发区所在的省（市）人大都制定了开发区条例，但当开发区《条例》的规定与有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开发区的管理条例就失去了法律效力。同时，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在中国的行政序列中并没有明确地位，在实施管理职能时存在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弊病。这些问题都会在开发区的发展中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一些外商造成错觉，误以为开发区建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动摇其长期投资的信心。从法律上明确开发区的管理体制、管理职能和运行机制，这是保障开发区管理体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改善开发区的投资软环境、获得外商信赖的关键。

    第三，体制优势的丧失。开发区创立之初就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地位，大胆进行体制创新，努力营造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小气候”，十几年来已形成了高效精干的“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而近几年来，为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提高工作效率，国家和省市先后对工商、税务、金融、社会保障等机构实行了垂直管理，这样开发区以前享有的一些特殊政策和经济管理权限受到弱化，向一般行政区体制退化的压力不断增大。部门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大。中央部门要求的纵向集中管理与地方政府通过法规条例赋予开发区权力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开发区的体制优势不断丧失，开发区管委会的“特权”不断削弱。与当前的一般行政区相比，开发区具有体制新、观念新、机构简、人员精、包袱轻、效率高等一系列比较优势，如滑向一般的行政区，就会淡化和削弱开发区的优势和特色。

    第四，无序竞争加剧。开发区在创立初期，已形成了对优惠政策依赖程度大、适应市场能力不强的缺陷，面对目前特殊优惠政策已逐渐淡化的必然趋势，一些地方的开发区仍寄希望于国家和当地政府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达到招商的目的，甚至采取免费提供土地的作法，进行不正当竞争。这种作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还造成本地企业与外来投资者的不平等竞争。

    第五，经济技术水平偏低。由于各开发区的条件和起步的时间不同，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开发区经济技术水平仍以劳动密集型和中低层次技术为主，项目的整体规模、水平、档次还不高，经济体制创新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高。这是当前开发区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从开发内企业看，很多区内大企业并没有形成以龙头产业为主的产业群，区内小企业尽管数量众多，但也没有起到协作配套的作用，其中许多小型企业纯属“三来一补”的加工出口型，与当地企业没有任何配套关系。

三、开发区再创新优势的对策

    面对问题和挑战，开发区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源，在原有优势基础上争创新优势，尽快由过去的政策优势转换到依靠自身新优势上来。除开发区自身所拥有的其他开发区不能比拟的自然地理等比较优势以外，各开发区还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如先进的管理、精简的机构、合理的规划、创新的体制等。

    第一，注重引资的质量和规模。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发展是不连续的，但优势是通过不断创新过程实现的，一定的经济空间可以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核心区通过集聚功能在短时间内吸纳大量的研发机构、科技人员和高技术公司等要素，使之有机并合理的集合起来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力量。此后，再通过扩散功能，使边缘地区不断接受核心区的创新信息，并积极参与创新活动，使自身也成为新的核心区。参照该理论，要使开发区起到扩散作用，首先应坚持引进高质量、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例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引进投资项目上，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从天津开发区看，小型和较小项目占总数的74%，占投资总额的16%，较大型和大型项目（500万美元以上）占项目总数的6%，占投资总额的57%。其中，大项目（1000万美元以上）分别占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的3%和42%。截至2001年底，天津开发区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3409家，项目投资总额为169.12亿美元，合同外资金额146.8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34亿美元，项目平均投资规模496.11万美元。其中投资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达240家，投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有13家。在《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中，共有来自境外9个国家的34家跨国公司在天津开发区投资，投资企业达73家。大项目的投资主体为跨国公司，且所占投资比例正日趋增加。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其投资项目对产业配套化生产要求高，辐射效应明显，具有“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功效，对区域产业水平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的投资需要有良好的配套环境，要求有一批企业为之从事配套化生产。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75个项目中，需要外围配套生产的企业如摩托罗拉、雅马哈、三星电子等达50个以上，仅摩托罗拉一家就需配套近百家企业。此外，跨国公司还将吸引一批国外的协作厂商进驻开发区，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如可口可乐进驻开发区以后，美特容器投资近1个亿与之配套；摩托罗拉则吸引了美国的绿点公司、模泰公司、英国的BOC集团、韩国的富川、新加坡富裕、日本三井高科技等到开发区投资。因此，吸引高质量并需要配套公司的大项目无疑对开发区的整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起到扩散的效应。

    第二，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带来密集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开发区需要有适宜的生产、生活和健全的基础设施。一般讲，具有这种微观区域优势的核心区域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环境优美的城市。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目前我国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达到130亿元，建成了年吞吐量2200万吨的前湾国际深水港；建成了胶黄铁路、环胶州湾高速公路等事关开发区长远发展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区内道路、供排水、供电、供热、通讯及环保设施、生活设施日益完善。2000年，又采取多元投资的办法，投资3亿元，建设了迎宾走廊，美化、绿化、亮化了城区，这对外资的吸引力就更强了。同时在服务方面，面对激烈的招商竞争，青岛开发区明确提出了“项目至上，客商至上”的服务理念。2000年，围绕实施招商引资年，完善了“一条龙”、“一站式”、“一贯制”服务，工委、管委会领导与外企建立了联系制度，随时为外商解决困难。区经发局、招商局、经管局深入企业帮助解决扩建、用电等问题和困难。对新进入的内、外资项目，积极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全力排忧解难，使其快速投入生产。开发区还按照国际惯例，积极为外商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先后出台了多个规范性的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办法，由人治走向法治，为外商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三，在运营和管理方式上不断创新。随着开发区招商竞争的加剧，开发区基础设施及政策平台已经初步形成，开发区二次创业竞争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体制、功能的竞争。能否建立一个亲商、高效、廉洁、规范的政府体制和运行机制，事关开发区新一轮创业的成败。我国开发区中，苏州工业园区就是认识到了以上几点，以独特的运营方式、科学的布局规划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树立了崭新的开发区形象。至1999年6月底，累计引进合同外资63亿美元，实际到帐30亿美元，引进内资154亿人民币。去年招商引资创历史新高，2001年共引进企业182家，吸引合同外资44.7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5.30亿美元。整体园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80.2亿元，同比增长38%，财政收入24.3亿元，同比增长49%。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首先得力于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三级协调机构，第一级建立以李岚清副总理为中方主席，李显龙副总理为新方主席，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组成的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及时研究情况、协调解决问题。第二级，由苏州市人民政府与新加坡裕廊镇管理局组成双边工作委员会，落实理事会确定的任务。第三级，双方各设立一个软件办公室负责软件借鉴工作。两国政府对苏州工业园区都给予了非同一般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及时帮助园区排忧解难，这对园区建设和招商工作起了关键的作用。其次，成功地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根据中新两国政府的协议，国务院同意在苏州工业园区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这是其它开发区没有的。园区实现了行政管理主体与开发主体的分离。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代表苏州市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则是中外合资的企业法人，具体负责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物业管理等开发事项。再次，联合招商，密切合作。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有关部门，对国际商情比较了解，与全球大公司的联系比较密切，在国际上有自己的招商网络和招商经验。而苏州市作为我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有自己的渠道和经验。双方密切合作联合招商，充分发挥了双方的优势，这也是苏州工业园区招商成绩大、项目质量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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