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
已经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今年1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表示,“危机爆发前几年,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等一些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积累了大量储蓄。在当时通货膨胀率低、贸易和资本流动空前繁荣的情况下,这种高储蓄增加了收益的下行压力,导致风险扩散,并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种子。这种信贷泡沫远远超过了美国次贷市场的范围,泡沫的破裂更是在全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保尔森紧接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金融时报》称他在接受采访时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是对他谈话的误解。
其实,不必纠结于保尔森的具体字句。他的言论,只是众多鼓吹“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政客们想要发出的一个声音。
真相
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失衡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可以这么看:驱动全球经济前进的两个轮子,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负责消费;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负责生产,承担“世界工厂”角色,为发达国家和全球市场制造廉价商品。
当这些廉价商品不断通过自由贸易体系进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以美元为主要币种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使美元重新流回美国。
从1982年开始,美国持续26年经常项目逆差,逆差规模从1982年的55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8000亿美元,增长了145倍还多。截至2007年底,美国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境外债务为1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GDP仅为12万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资不抵债、已经破产的国家。
但美国国力依然强大,即使次贷危机让它焦头烂额。这其中的秘密正在于,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具有的“国际货币”地位。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秩序由金本位制彻底转变为法币制。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得美元发行失去了刚性约束,完全依靠美国的国家信用来支撑。在这种模式下,当美国需要资金时,只要出售国债就行;需要偿还债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行。因此,美国自然走向了信用过度扩张之路,其结果就是背负巨额债务和贸易逆差,美元持续贬值。曾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美国“以电影般的虚拟资本主义取代真实的资本主义”。
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失衡
由于美国信用过度扩张,美元泛滥,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美元以各种途径流回美国,刺激了美国境内“虚拟资本”的不断膨胀。这些“虚拟资本”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不断炒作、复杂难懂的金融衍生品。
这种特殊的循环方式在刺激美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失衡状态。
数据显示,美国实体经济(指由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依托于物质生产与服务产业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创造的GDP占比已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而其虚拟经济(指由金融、保险服务业等依托于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创造的GDP占比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已不再具有往日辉煌,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
即便如此,上述数据仍然过高估计了实体经济在其GDP中的比重。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例,2007年,其全年税前利润58亿美元中,出售汽车创造的利润仅为8亿美元,其余50亿美元全部来自经营信贷和租赁等金融业务所得。调查显示,许多像福特这样的制造业企业大多在从事各类虚拟经济的活动,美国实体经济背后也因此隐藏着越来越大的虚拟经济活动。
在美国经济“去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虚拟资本已经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同时,陶醉于上述模式带来的好处,美国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中低端、低价环节转移至国外,只将高端、高价的生产环节留在国内。
反思:政经合谋:控制、主导定价权
在分析完全球经济体系以及美国国内经济体系的运行模式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由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全球经济危机演变)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蝴蝶效应”的金融版。即使不是次贷,也必将在某个时间点由另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引发整个体系的混乱,甚至崩溃。
政治和经济从来都像是孪生兄弟,互相依赖对方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在次贷危机发生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着世界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实体经济体系中,人为压低原材料及低端产品的价格,抬高高附加值及高端产品价格,将财富流入发达国家;而在虚拟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产品的定价权更加被动和无力。
美国为什么富有,不否认其给经济带来的推动力,但其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文化扩散:隐秘的力量更强大
在讨论完政治和经济这对孪生兄弟的合谋之后,不得不提的是文化。它就好像是这对孪生兄弟的妹妹,以一种温柔和含蓄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力量,帮助哥哥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它经常还只是作为配角被提及,但有时它的力量比政治和经济更强大。
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物质资料仍然匮乏,美国人崇尚以节俭、勤劳为主要特征的新教伦理,学者们也将此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物质产品出现了过剩。这时,文化以一种“积极同意”的方式,将民众满足欲望(want)而非需求(need)的消费行为合法化,灌输到普通美国人的意识中去。成功与幸福也与消费品的价格、品牌等相挂钩。华尔街大佬的贪婪也愈加膨胀,正是金融监管缺失的状况下,高风险金融产品背后的文化原因。
美国人的生存方式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他们更多依赖于美元的购买力和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收入来生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现美国人的“成功”和“幸福”。
这种文化模式已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同意”。
现在正值两会召开之际,“蝴蝶效应”金融版以一种醒目而惨烈的方式提醒我们,消费能力一定意味着成功和幸福感的增加吗?
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才是人们所需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