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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前，他是知青队长，看到被全部拔起的豆苗后，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计划经济弊端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24年前，他放弃美国优渥生活和已取得的学术地位，毅然回国，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张帆、余明德等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探索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

21年前，他由学入仕，出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副秘书长，由此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央行之路，成为央行这20年来宏观调控政策变迁和金融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选，这一任命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获得通过，60岁的易纲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

然而，接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央行行长职位的易纲，压力只增不减，作为这个超级央行的掌门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市场和舆论的格外关注。在当前金融体系架构下，每个人都在问：他将做些什么？易纲执掌下的央行又会有什么不同？

在众多金融人士眼中里，易纲是一位工作狂，也是一位学者型官员，理论知识扎实但绝不迂腐，可以很好的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

“他常常早上八点十分就召集开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都说当他秘书是行里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长期和易纲共事的央行官员说，“他平常衣着十分朴实，有时候裤子磨毛了也不知道。他敢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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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加上国企改革等因素影响下，已高速增长20年的中国经济由过热转变为紧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是徘徊在每一个人心中的疑问。

此时刚加入央行的易纲，已预警通货紧缩，并提出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金融研究人士称，此举受到广泛赞同，奠定了他从学者转变为宏观调控决策者的基础。

2003年，易纲升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当时正值2003、2004年这一轮防止贷款过多、投资过热、投资率过高的关键时刻，央行对此采取了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提高再贷款浮动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等流动性管理举措，而这些政策又为2005年中国宣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出，此时央行希望借助这些间接调控的方式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但到了2007年，据媒体报道，中国央行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明年新增贷款目标，通过行政手段对信贷进行直接调控。

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和投资过热，这是必然也是无奈。但纵观易纲近20年来的言论，可以发现他一直强调的是渐进式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开放。

易纲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但相比于课堂上的老师，易纲的幸运与挑战又在于：作为一个学者，他进入了监管机构的核心，能够全程参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思、所想反映到行动中，用经济学的思维去影响监管部门决策乃至经济发展方向，并从中发现了自己毕生的使命。

多位金融领域人士分析，易纲学者型的处事风格与其经历关联颇深。

1978年，20岁的易纲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知青生涯，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据易纲此后回忆，一年知青生涯给他最大的感悟就是：他亲眼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从中开始思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这些经历也影响他日后从事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

北大三年级时，易纲被选派出国留学，此后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易纲获得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这在美国学术界可是个金饭碗。至此，34岁的易纲已然实现“前有房、后有院，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梦”。

但与大多数早期留学生不同，易纲即使是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研究的核心都是中国经济问题。归国的心，或许早在出国的那一刻就已定下。

1990年，易纲的第一篇独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文章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他又系统性的研究了中国货币化理论模型、货币供给机制和货币与通货膨胀关系等，这也为后来他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奠定了基础。

回国的契机很快就到了。1993年，易纲、林毅夫和张维迎分别从美国、北京和英国来到海南，参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研讨会”，在那场研讨会上，他们三人决定创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北大从教期间，除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外，易纲还重点关注中国金融改革、央行宏观调控和国企债务重组等问题，并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全面分析。此外，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易纲还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经验，日本、德国、美国等的银行管理体制做过比较。

此外，易纲还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乃至环境问题都十分关注。

1998年，他在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中进一步指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调整经济波动，而从中长期来看，则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来保障中国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从研究领域和从政经历来看，无论是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微观的银行业、国企改革，易纲皆有涉猎。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就曾给予易纲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这或许也是他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要解决当今中国复杂问题，既需要世界视野，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思考。而有着14年海外求学经历和21年中国央行工作经验的易纲，无疑是这个位置的不错人选。

2009年，易纲在央行的职务得到实质性上升，接替胡晓炼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执掌改革开放30年累积下来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也从这里开始，易纲更为系统的将自己经济学思想转变为现实操作。

此时中国的金融改革正进入深水期。一方面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市场需求疲软、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同样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口放缓，政府开始实施4万亿计划等刺激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在讨论的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到底要不要推进，要如何保障中国外汇储备安全，并通过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帮助经济恢复增长？

针对这些严峻挑战，易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易纲上任之初，就针对外汇管理简政放权提出五个转变：

• 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

• 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

  
  

• 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

• 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

• 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提高市场主体外汇资源配置效率。

在金融市场方面，易纲更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一直提倡中国应大力推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开放，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汇率双向波动。在此基础上，再谨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改革是，易纲在任内推动了811汇改。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汇改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就贬值近2%。

但有观点认为，2015年8月并非一个汇改的好时机。一方面当时国内市场还没有从当时的股灾中恢复，经济低迷、外贸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央行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与稳定的汇率期望有所冲突。

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从巅峰时期的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降幅达25%。

除此之外，易纲还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升。

汇改功过是非当下难有定论，但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发展、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

但与此同时，不可能三角也在发挥它的作用，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同时，他也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因为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如近期中国就在加速开放债市等。

易纲对此的回应则是：三元悖论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811汇改两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结束下行通道，并一路升至6.3左右，和汇改前水平已相差不远。2018年，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文表示：人民银行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当下，各界最想知道的是，易纲执掌下的央行又将何去何从？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多重矛盾：

• 一是去杠杆和稳增长的矛盾；

  
  

• 二是去通道业务和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

  
  

• 三是金融开放、创新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矛盾。

“在这样情形复杂、改革任务艰巨的背景下，让易纲来主掌央行，除他本身对央行工作有深入了解外，也表明他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观点受到认可。”一位曾在央行工作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比央行行长人选先落地的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根据此次两会期间正式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并将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我国“一委一行两会+地方金融监管局”的中国新金融监管框架形成，央行未来作用与地位将更加凸显。

但与央行地位凸显形成对比的是，新一任掌门人易纲的履历相比周小川不算丰富:长期任职央行，2014年起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没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地方从政经验，这也引发了市场的一些疑问。

多位曾与易纲共事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虽然易纲履历相对单一，但改革的力度绝不会因此而降低。“易纲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看起来十分温和，但骨子里有股韧劲儿，他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让他有敢于改革的魄力。”一位长期和他共事的央行官员表示。

此外，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办公室也设立在央行，该机构将统筹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增强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虽然周小川去年曾表示，金稳委未来重点关注的四大问题是影子银行、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集团，但在当前金融体系监管架构下，未来金稳委和央行又该如何分工与协作？

“未来央行将加强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监管框架构建，这两点都是易纲的强项，未来央行的研究任务将会增多。”上述央行官员表示，“另一方面，作为国务院下属部级机构，央行更多是提供可行建议。”

但不管监管体制或监管政策如何变化，不变的是易纲对市场的认可。

2015年4月，易纲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向全场观众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

“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但坚持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易纲说。

对于易纲来说，2018年的货币政策调控将面临什么挑战？政策思路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有着怎样的看法。

易纲：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今年年初，易纲在《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易纲：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表示：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

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提出了四点：

•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将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

  
  

•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易纲：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针对实体

政府工作报告9年来首次未设M2增长目标，引发市场广泛关注。3月9日上午10时的记者会上，易纲对此进行回应。

易纲称，这是一个新变化。长期以来M2来作为一个主要指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很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新变化，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使得像M2这样的指标跟经济的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有的时候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这几年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的影响也比较大，各国都面临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淡化M2或把M2作为一个预测目标。

“这种相关性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的事，重新定义M2，改变M2的口径也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所以针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针对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易纲称。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对于货币政策相关表述也出现微调，具体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

易纲称，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

• 一是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包括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薄弱环节；

  
  

• 二是支持创新领域，看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亮点。同时还有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改革。

他说，松紧适度主要是对实体经济而言，看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基本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易纲称。

易纲：人民币国际化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但人民币的地位与贸易地位并不完全一致。

2017年末，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在海外地区曾看到，在银行网点外汇牌价上有二十多种货币，但没有人民币的身影。

对此，易纲表示，要心平气和看待这一现象，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易纲表示，在人民银行的工作中，没有特别急切地去推进。只是想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使得人民币和其他的储备货币、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一起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这样的机会下，企业和金融机会会逐步认识到使用人民币的好处和便利程度在加大，使得人民币成为市场的选择。

货币当局或央行可能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和举措提升使用率。但“人民币最终国际化的过程一定是市场化的过程。”易纲说，只有这样才能走的更远，才能真正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使用人民币的各国人民和企业。

对于市场关注的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情况，易纲解释，中国在多个官方文件中都有逐步推进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目标，但是并没有设立时间表。

易纲表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变化都在点滴之中。“IMF把资本项目划分为7大类40个小项，很多向上我们都是可兑换的，严格限制的只有几项。”仔细研究发达国家货币以及储备货币，其资本项目可兑换也都是相对的，没有特别绝对的。实际上可兑换也都会对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对于普通人的资金使用影响不大。因此要对资本项下可对话有比较全面的理解。

人民币入篮，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

易纲表示，尽管表面上看人民币加入SDR并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看，这既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治理，对于中国以共享包容的心态越来越深入介入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储备货币在外界看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有助于提升对该国经济体系的信心，降低危机爆发的概率。此外，储备货币发行国受其他国家政策溢出的程度比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小得多，可以更好地抵御冲击，而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一旦受到冲击可能引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