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总理先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重点抓好中以创新领域合作，打造一条‘绿色快捷通道’。”李克强总理的话音刚落，立即得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积极回应,“我绝对感兴趣!我绝对相信，如果我们建立这样的机制，将会为我们彼此带来绝对的益处!”

这是内塔尼亚胡3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李克强总理会见时的场景。这一次，以色列总理携超大规模豪华阵容访华，并与中方在创新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农业、投资、金融、医疗服务等多个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李克强说，以色列是在科技创新的许多方面走在世界最前列。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深化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两个民族智慧的发挥，都有重要意义。“我们已经有多年科技创新合作的历史，现在应该‘更进一步’了。”

3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内塔尼亚胡，中以两国正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关于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认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一个位于中东沙漠中的弹丸小国，常年面临战争动乱和恶劣环境的威胁，为何能够制造出令众多经济强国都汗颜的科技创新奇迹，在自然环境贫瘠不毛的沙漠之洲处处盛开创新创业的鲜花，被誉为“创业的国度”？

它身上的什么特质，令美国和新加坡都肃然起敬地认真学习，甚至从2014年开始，我国也从中央层面确定了“学习以色列好榜样”的国家级别的创新战略合作（即中国－以色列政府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

我们不妨趁此机会，来看看园区中国总策略师、火花S-Park创始人宋振庆对于以色列创新模式深入解读的一篇长文，该文章也收录在我们的第三本书《园区中国3：孵化中国》当中。

文 | 宋振庆

在我读完索尔·辛格先生这本畅销全球的《创业的国度》一书之后，着实内心感慨万千：创新，真的是以色列人的呼吸。这本书回答了一个据说“价值数亿美元”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让以色列——一个仅有710万人口、笼罩着战争阴影、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兴公司，甚至比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英国等大国都多？”

很多人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犹太人天生聪明，教育素质高，但是中国、日本、新加坡这些东方国家同样充满了聪明绝顶的人才和一流的教育资源。

另一种解释是以色列的困境，使得国人充满了忧患意识，因而孕育了更多发明创造。但同样是蕞尔小国，而且也面临着外部威胁的新加坡和韩国，却远远没有达到以色列这样的创新高度。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以色列全民皆兵和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造就了这种科技创新氛围。

这已经说出了答案的一部分，但还是作为对比，其他同样有义务兵役制和大量军队的国家却没有这样成功。我们熟知当年冷战时期的苏联，几乎举全国之力搞军备竞赛，却没有诞生出真正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至于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孵化器制度的说法，也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一部分因素，却远非本源。

很多去过以色列或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这样一个故事耳熟能详：四个男人站在街角。一个美国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还有一个以色列人。

一名记者走到他们面前说：“打扰一下，请问你们对肉类短缺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问：“什么是短缺?”

俄罗斯人问：“什么是肉类?”

中国人问：“什么是看法?”

以色列人问：“什么是‘打扰一下’?”

这个故事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文明根源，可以从犹太宗教文明说起。犹太教，一直就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而犹太文明从诞生开始，就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这塑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用我们俗语讲，就是一种钻牛角尖的“二杆子”精神。

以色列有一句话说的很形象，“两个犹太人会有三种观点。”讲的这就是这种文明与精神。

这种文明底蕴，让以色列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肆无忌惮”。对于外地人而言，这接近于粗鲁无礼，不拘礼节，自信傲慢，敢于挑战权威和上司，往往令人难以接受。他们会没有什么忌惮的问你的年龄、工作，或指出你行为的不恰当之处，而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这种肆无忌惮的一个显著表现在于，以色列的权力人物和军队政要都有每个国人都可以当面直呼的绰号，比如“妖怪”、“高佬”、“护墙板”、“臭虫”等等。

比如这次访华的内塔尼亚胡总理，外号就是“Bibi”，这其实是一个略带嘲笑语气的戏谑用语，经常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电视、报纸和公开场合，却未见内塔尼亚胡表现出任何不快。这种事情在新加坡和中国，在日本和美国，都是难以想象甚至是恐怖的。

有一个来自英特尔的经典案例。

在英特尔的以色列总部，一个方案被美国上级否决掉，但以色列的团队却蔑视权威，死缠烂打，最终使得美国老板理屈词穷，被迫接受。正是这个方案，使得英特尔在后来的酷睿芯片中重新崛起，这个革命性的产品扭转了英特尔的命运。

这不是特例，因为每个以色列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教导要挑战既成之事。很多美国科技公司的老板对于管理以色列团队都非常头疼，从一开始他们就会不停地向你提问，比如从这个问题开始，“为什么你是我的经理？为什么不是我来做经理？”

很多人对于以色列创新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有着似是而非的理解。实际上，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以色列的军营是世界上最好的孵化器，甚至没有之一。这是以色列最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地方，在以色列创新发展中起着旗舰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做详细介绍。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政治、军事、移民等方面对以色列国民性格和企业家精神塑造方面的深远影响。

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仇恨与抵制，使得以色列的产品只能出口到很远的市场，以色列企业家对大型的、易识别的制造品比较排斥，而体积小，不知名的组件和软件就比较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全球经济转向知识型、创新型时，以色列反而抢得了优先身位。也由于这种包围和封锁，反而使得以色列人从小就有强烈的向外探索和挖掘的基因。

多年来大量的外来移民，对于以色列的创新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移民贫穷，甚至一无所有，因此不在乎失去什么，而更在意赢得什么，冒险和创新精神受到鼓励，这种强大的动力汇聚起来，成为一种强大的发展资源。

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天生具备一种使命感、短缺意识、灾难意识、骨子里的好奇和逍遥自在的秉性，他们永不知足的改进发明与挑战，尤其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兵役制，将个人主义、人才培养、追求平等、雄心勃勃和集体意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也正是在体制、文化、文明和国民精神素质的这些基础之上，以色列贫瘠、艰苦的生态与政治环境，也能奇迹般地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无论在农业、军事、民用科技等方面，都促成了以色列的跳跃式创新与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财富。

因为这种文化的印记，以色列人对技术混搭的爱好深入骨髓，这种“跨界思维”非一日之寒，是以色列富有创新性的核心所在。这使得民用、军事、农业等多种领域的技术能够创新性的混搭在一起，获得全新的革命性应用，在这里，创造性与破坏性相伴相生，从而使得源源不断的科技进步成为可能。

这是一种自由思考的文化和方式，在很多压抑思想，钳制自由的国家里，这是难以想象的。

以色列具有典型的集群效应，但并不为大部分人所熟知，更为著名的集群效应发生在硅谷：高密度的名牌大学、大型企业、、供应商、创业公司、风险资本聚集，形成一种活跃的创新生态系统。

以色列就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军队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用于发展尖端科技，培育精英科技部门，正由于这些实质性的投资，大量的科技和人才资源溢出到了民用经济领域——其实，这也正是我国现在列为国策要重点推进的“军民融合”。

以色列风投及政府也在国家创新和企业创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上世纪90年代，面对高科技行业投资不足，以政府成立Yozma风投基金，相当于创投母基金，引导国内外资本共同投资创业公司，慢慢的，政府开始退出。

这样一来，政府其实是通过“资助”给企业“创新压力”。以色列的各个企业之所以都在创新上下功夫，除了自身需求之外，也有被政府逼出来的原因。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只承担风险，而不分享项目的收益。在投资新项目时，政府会获得40%的股权。5年之后，如果项目成功，项目合伙人将获得优先选择权以便宜的价格买下全部股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政府借钱给你投资，如果失败，你一分钱也不用还给政府，但是如果你赚了大钱，只需要把最初的投资再加上每年的利息还给政府。

据统计，以色列吸引的风险投资额是整个欧洲的两倍。以色列也因此成了全球人均风险投资最高的国家，而在这之中，以色列政府的远见功不可没。

此外，以色列的风投规则也相对简单和宽容。在全社会创业、制度规约相对完善的背景下，风投对企业的了解更加直观，而企业对风投的选择余地也更大。风投多了，让企业不再受制于资金的短缺，因而企业的发展瓶颈能被打破，创新环境也能更加完善。这种投资目前有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农业科技产业，都能看到风投的身影。

以色列风投和孵化器正在这种政府强大的催化剂作用下发展起来，继续推动着整个国家的创新。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会接着上面那个关于“全世界的最好的孵化器是以色列军营”的话题来展开阐述。

“以色列高科技真正的缔造者是阿拉伯人和戴高乐。”这句出自以色列自己口中的说法，乍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

1967年六日战争前，原本与以色列有着深厚友谊和同盟关系的法国突然与以色列割袍断义，终止了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因为这时候戴高乐处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需要同阿拉伯世界增强关系，因此牺牲了对以色列的友谊与援助。这种背叛，甚至令法国人自己也为之不齿。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也得以发展起自己的国防工业。在这些尖端军事科技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也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溢出并转化为民用，使得以色列的经济与科技也不断拾阶而上。“苦难让你变得更成功”，这句话用来形容以色列是十分贴切的。

但如果仅仅从这一个层面来理解以色列的军事对这个国家创新的影响就太浅显了。实际上，以色列军队中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与机制，比那些物质与技术更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经济体的气质。

有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守则，“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这个在以色列往往是被打上问号的，以色列军队战术的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对下级军官或士兵充分放权，随机应变，很像华为的任正非说的，“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指挥战斗。”

经统计，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人数非常少，这是刻意安排的，目的就在于发号施令的人越少越好，让底层士兵有更多的主动权。一个显著对比是，美国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以色列仅为1:9.

就这样，很多年轻的以色列士兵拥有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和决策的权限，也承担了更重大的责任。

有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二十岁的以色列直升机驾驶员要奉命解救一个躺在浓密灌木丛中的伤员。灌木丛太高太密，直升机无法正常着陆或充分接近地面。课本上和上级的培训中都没有教这名年轻的驾驶员应该如何处理这种状况。最后，他大胆而天才地用直升机尾部螺旋桨像割草机一样，割倒了周围灌木，从而顺利接近地面，成功搭救了这名伤员。

军队这种充分放权与鼓励创新，承担罕见的重大责任的风格，也让年轻人迅速成熟起来，他们面对压力和复杂局面的心智与经验往往比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同龄人都要成熟，都要丰富，这对他们投入企业后的创新和承受失败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这些在大学里可学不来。

以色列军队不仅喜欢“自下而上”，甚至鼓励“以下犯上”。在一次糟糕的战斗过后，由于士兵们质疑营长指挥不力，一同到旅长那里指责这位营长，最终在调查过后，这位倒霉的营长被迫下台了。

“我认为你不够优秀，你不能再领导我们了。”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底层的士兵就可以否决掉长官，这种情形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的军队中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以色列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尤其是“预备役制度”。由于以色列总人口过少，不得不采取这种预备役制度，以实现“全民皆兵”，这是以色列军队的支柱。很多人在生活中可能是牙医或律师，而在预备役制度中则是陆军少校，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以色列做得很出色，但换句话说，他们也是别无选择的。

因为在生活和军队中身份复杂甚至悬殊的转换，预备役制度带来的是完全平民化的氛围，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出租车司机能够指挥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年轻人甚至可以训练自己的叔叔，这就消除了等级制度，一定程度上，这成为了国家创新的催化剂，因为古今中外大量案例说明，森严的等级和繁缛的规范，往往就是扼杀社会进步与创新的刽子手。

在中国和美国，面试的人如果说自己在军队服役过，面试官往往会轻描淡写的哦一声，顶多对他在部队的经历评价一句“这听起来很有趣嘛。”然而在以色列，面试必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军队的哪个部门服役？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部门，可以媲美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尤其是专攻科技创新领域的Talpoit，筛选机制极其严苛，而进入之后往往能够培养出素质极高的人员。这个部门对于学术培训的密集和深入，并且鼓励跨学科的研究与解决方案。从这个部门出来的精英，要么是以色列顶级的学术专家，要么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因此，以色列的年轻人会以进入这里为最高荣耀，也能够吸引这个国家最天生丽质、最天赋异禀的年轻精英。

以色列军队对年轻人的培养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会以为军队培养的是强壮的体魄、不屈的精神和强烈的纪律，但在以色列，培养的却是年轻人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他们如何精通各种领域，而不是专业上追求极致，这深刻的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技术研发人员。

要理解上面这一点，还是要从军队说起。

在美国，一个攻击编队就是一系列的飞机，分别精准执行自己安排好的任务，不会承担额外的事情；而在以色列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所有的飞机都要求你是全能的，可能要在一次飞行中执行混杂多样的任务，甚至有时要在半路上临时接替别人的任务。这要求以色列的飞行员都要随机应变，全靠自己想办法。

用以色列军人的比喻来描述的话，如果“多数的空军是法拉利，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就是一辆破旧的吉普，上面装满了各种工具。在开放笔直的公路上，法拉利更胜一筹，但如果每天都越野行驶，那法拉利就要罢工了。”

这种风格反映在科研工作上，就是强调混搭，截然不同的技术和学科结合，产生难以想象的创新。

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发现，就是科学家克里克、沃森、富兰克林、威尔金斯等合作的结果，这是最典型的“学科交叉”导致重大科学进步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以色列科研领域上演。

比如一位导弹工程师，将导弹和火箭中的尖端微型化技术创造性地用于胶囊照相机，从而能够拍摄胃肠道深处的图片；还有恐怖分子情报数据分析的专家，将这种基因解析的方法运用于制药工业，成为另一个将军事与医学领域联系起来的混搭典范。

而且，军队服役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在以色列商界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加实用和活跃。在以色列的军队中，无论你是谁，即使退役，每年都要至少聚首一次。这种类似商业关系的长期共同作业、一起出生入死执行任务建立起来的感情，为今后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如今，以色列这种“军队孵化器”的模式，已经被美国和新加坡着重学习和仿效，由此也可见，这种模式是多么的优秀和难以复制。

我个人觉得，中国与以色列不断进行以及加深创新方面的深入合作，绝对是正确的选择，但其中最难的一点，恰恰是文化上的差别，而且这是一种根深蒂固、霄壤之间的巨大沟壑。在忧患意识、等级观念、国民秉性、秩序信条、服从习惯等方面，两国可能都是对立的两个极端。

中国可以从以色列学到很多皮毛，孵化器机制、军队精英培养、多层次资本市场、集群效应，但最核心的东西，文化，文明，极度偶然下杂糅在一起的无数因素，是不可能平移复制的。

中国如今在政府层面的鼓励下，正在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潮。但对比以色列以及硅谷，冷静思考一下，我们能否形成一种像以色列和硅谷那样以色列对于“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的包容氛围，能否形成一种挑战权威的“肆无忌惮”文化，能否有一套完备、立体、系统、成熟的孵化体系，以及是否有一群已经身经百战的创业家在其中纵横捭阖，是否有一群已经在社会和军队中历练磨砺的“成熟心智”年轻人？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和国情，以及虚心求教于硅谷、以色列这些优秀机制，形成一个独特的创业创新国度，我们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点点滴滴，却深入骨髓和基因的事情要慢慢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