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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大力
来源（公众号） | 大力如山 ID：zhihuwangdali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90年代的中国，金融行业的最顶端，只有两个圈子。
一个是“农口”派，这个“农口”指的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里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前，都有过插队或者从军经历，比如陈锡文、林毅夫、戴小京等人。
从“农口”这群人里，又衍生出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这个组织，里面有马凯 、周小川、楼继伟等人。而“农口”的第一任所长，后来成了王行长，又一步步的变为王省长、王市长，最后成了现在的王书记。
另一个就是“海归”派，这个圈子里的不是华侨精英，就是奉旨留学的青年才俊，清一水儿的常青藤高校毕业，大半的华尔街精英出身。在“海归”派里最有名的组织是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学会里的年轻人有高西庆、李青原、刘二飞等人。
在CBA这群人里面，还有一对亲哥俩，哥哥王东明读的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弟弟王波明读的哥伦比亚大学。而这哥俩在出国前，在国内混的实在是不怎么样。
虽然两人的父亲是一位老外交官，甚至早在“西安事变”中就作为牵线人，穿梭于杨、张、周之间，后来也官至外交部副部长，但在70年代受到了诬陷迫害，家庭成员也受了牵连。
哥俩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北京的街头上瞎混度过的，甚至弟弟的第一份工作，也只是在烧碱车间里当工人。直到父亲被平反之后，两人这才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当时的出国镀金，可比现在要值钱多了。哥哥王东明回国后，就去了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公司当副总，而当时的任志强，也不过是华远公司建设部的一个小经理。弟弟王波明就更厉害了，得益于回国前在纽约交易所的工作经历，回国后就参与了“联办”的创始工作。
这个“联办”，全称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主要贡献就是出了一份报告，干了四件大事。
所出的这份报告名为《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是由张晓彬、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的，该报告直接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搭建了基本框架。而这四件大事分别是，主持参与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计、创办和组建。
回国几年之后，从事资本市场工作的弟弟，转去了财讯传媒集团。而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哥哥，却来到了中信证券。
在中国的投行领域里，敢称王称霸的券商，其实也就两家而已。
除了被业内戏称为“国贸大摩”的中金公司，另外的一家便是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喜欢把高盛作为自己的对标公司，甚至在2010年，中信出版社特意翻译并出版了《高盛帝国》，时任中信证券的董事长王东明还特意为此书作了序。所以除了“大平台”这个称号，业内人士也爱戏称其为“麦子店高盛”。
至于其他的券商，也许在投行市场上也风生水起过，但多不过三四年，便泯然众人矣。
如果说中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话，那中信证券出生时，就只有一嘴羊水。中金含的那把金钥匙，是公司的管理层。而中信嘴里的羊水，则来自于母公司中信集团。就像现实中的家庭一样，有时候父母太有名了，谁还能记得孩子叫什么。
在1995年成立的中信证券，跟同年成立的中金公司相比，在刚成立的那几年里，一个是所有券商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则是众人口中的“这谁啊？噢，###家的孩子啊”。而这一局面，是作为成立时担任总经理的王东明，所不愿意看到的。
直到2003年，王东明升任了董事长，中信证券也成功A股上市成功，中信证券的这口羊水才终于吐了出来。而中金的那把金钥匙，随着政府换届，也在同年隐藏起了光芒。
中信同中金一样，在投行业务上，也是依靠的大项目战略。但比中金更出色的是，中信不只是单单只靠个人，而是在公司内部，将此战略打造成了更体系化的“大平台”业务模式，用集团军的形式对大型项目集火。最终，此模式才能同平安的“工厂模式”、国信的“人海战术”一起，并称为国内投行界的三大战略典型。
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年王东明不从南方证券副总裁的位置上，来到中信证券担任总经理，也许南方证券，就不会在2005年被重组为中投证券，也不会沦落到如今要被中金并入的底部。
而中金证券，可能就不会在当年被中信和中小券商联手夹击，也不会沦落到如今要靠吸收中投来阻挡下滑的趋势。
除了帮助企业融资来赚取投行业务收入外，中信证券自己也是当年市场上的并购重组“大魔王”。而被他盯上的金融机构，也鲜有能逃出魔爪的。
中信先从零食开始吃起，比如在2003年，就从青岛财政局的手里收了万通证券。之后才逐渐吃起了大餐，比如在2005年，联手建银投资重组了华夏证券，重组后把双方的简称这么一拼，名字就变为了现在的中信建投。
2006年，中信用了一年时间和四轮收购，实现了对华夏基金100%的控股。然而，华夏基金毕竟是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基金，不仅在2008年中信旗下两大基金公司合并的时候，将中信基金吃的一干二净，也让耗费了中信将近十年时间，才完全控制住华夏基金的人事任免权。
甚至在2007年美国开始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王东明治下的中信，想把贝尔斯登都给吃了。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功亏一篑，被摩根大通抢了去。如果你是个读书仔细的人，在《高盛帝国》这本书中，会发现王总在序言里的第一句，就提到了贝尔斯登的破产。不知王总在写序时，心情究竟又如何。
当然，不是所有的猎物都会乖乖投降的，其中就有一家金融机构，愣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逃了出来。那就是当时的南天王：广发证券。
有意思的是，广发证券正是当年辅导中信证券上市的主承销商。而这次中信的下山摘桃子，也被看山的猴子—当年广发投行业务的大当家董正清，狠狠的挠了一把。
这场股权收购战，只用了43天就结束了。强者不示弱，中信在这43天之内，连发四次收购公告，每一次收购意向和进程都直接进行了披露。
弱者也没缴枪，广发则接连进行了五次股权转让，让辽宁成大最终成为第一大股东，而第二大股东为吉林敖东。这一次的强龙，最终也没有压过盘在东北虎头上的地头蛇。
其实国内所有的收购与反收购，都是在企业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角力。
就像中金有朱，中信有王，广发证券的精神领袖则是创始总裁陈云贤，后来官至广东省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而这次股权收购之争，虽然发生在陈调离广发总裁之后，但也源于陈的离开而导致的继任者之争。
中信在发布第一份收购公告之前，看起来好像未跟广发进行任何的沟通，而是在掌握一定股权比例之后，就立刻发布了全面要约。但其实在“突袭”之前，中信证券跟广发的前总裁方嘉春，早已私下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方嘉春是原华福证券的副总裁，在福建师大读硕士时跟陈云贤是同学。而在广发证券收购华福证券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才能顺利成章的成为广发证券副总裁、总裁。
但在陈云贤从董事长的位置离开之后，广州市政府又派了一位新人去接任。导致方嘉春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接任陈云贤的广发董事长之位。这才负气离开，到了广发证券的小股东香江集团，去做了高管。
在方嘉春走后，接替总裁位置的是当时的常务副总裁董正清。董是老广发人了，在广发证券从广发银行独立出去的那年就加入了，而且之前在暨南大学任教，同样在此校有任教经历的还有陈云贤。
董正清一直负责广发证券的投行业务，从1994年开始，就亲自率领投行部的一群年轻人，从广东向东北“北上”去开拓业务。南方出身的董正青，在东北仍然也是身先士卒，亲自进行“酒桌公关”。当年的酒都没白吐，这次救广发的骑士辽宁成大和吉林敖东，正是源于老董多年的情义积累，才身骑白马从东北而来。
虽然最终这场战争，以董正青为首的广发获胜而结束。但老董在担任广发总裁的五年间，针对他的内部举报和攻击也从未中断过，直到广发违规借壳被曝光，董也被迫在2006年辞职，并于2007年身陷囹圄。
由王波明担任董事局主席的财讯传媒集团，当时用旗下的《财经》杂志特意进行了系列报道，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董正青听到宣判后，情绪激动，自认“有冤情”，不断大声辩解，乃至在地上打滚，大叫“老子有话要说”，最终被法警拖走。
在《天龙八部》里的武林之中，素有北乔峰南慕容一说。而在当年的券商届里，也存在着北中信和南国君的说法。
南国君，指的是总部设在上海的国泰君安，昔日执掌南方券商牛耳者。而北中信，虽然现在的注册地是深圳，但之所以能被称为北方代表，源自于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其注册地在北京和深圳之间变更了很多次。
而在这些变更之中，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1995年，中信证券成立时的注册地是北京，毕竟创立时的高管，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土著，比如时任总经理的王东明，就是北京外交大院出身的孩子。
第一次搬迁至深圳是在2001年，只怪那时的中信证券人穷志短，主要是为了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当时北京的企业所得税为33%，而深圳只收15%。当时为了钱而不要老家的，也不止中信证券一家，比如博时、大成、长盛等基金公司，也纷纷为了省钱，从北京迁往深圳。
但在2003年上市之后，钱对彼时的中信来说，再也不是问题，做什么事更多的也是考虑未来的发展。就在2004至2007的三年间，中信证券与建银投资合作重组了华夏证券，并收购了华夏基金。
在这两件并购重组项目之中，背后有着北京市政府的影子，当时北京市的王市长，不仅做过建银投资的母公司建行的行长，还在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与张晓斌吃爆肚时聊出了创办“联办”的想法。
中信就在吃下华夏基金的当年，在报给国务院的方案中，白纸黑字的写明了想要将注册地再迁回到北京去。当然，真到2008年回迁的时候，所披露是深圳的税收不再对中信证券有优惠这个原因。
但是，这次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很短，三个月后的中信，又将注册地迁到了深圳。
2008年，全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举办了奥运会，还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鸟巢”和“水立方”两个纪念。你在中信集团的官网介绍中，还能看到该集团将承建“鸟巢”的事，列为集团发展的大事记之一。
让你建设“鸟巢”是多大的面子？面子的事上怎么可能会让你挣钱。但任何事除了面子还有底子，此事附带的底子，就是朝阳区政府承诺会便宜出售给中信集团两栋写字楼。
2008年，“鸟巢”在奥运会上大放光彩，施工方和业主都很满意。然后，业主就不再承认有关于这两栋写字楼的承诺了。同时，中信集团在深圳市政府的游说下，要求中信证券必须想办法收了这两栋楼，才能留在北京。
至此，中信证券在热脸和冷屁股的夹击下，又重新迁了回去，并拿了深圳两千多万的落户奖励。但这一来一回的搬迁，中信证券就白白花费了三四千万，本都没回来。
在北京和深圳长时间的拉锯战中，终以深圳的暂时胜利而告一段落。最终起决胜作用的，还是源于中信证券出生时，含的那口来自南方的羊水。但在业内看来，中信的成功更离不开北京的帮助。
正如萧峰虽然是契丹人，但在江湖人心中，从来只有乔峰这两个字。
2015年的股灾，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好了伤疤忘了疼。但其中引出的一件事，到现在都还没完。
2015年8月25日，中信证券被曝出有8人因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其中有3人为中信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剩余5人也都是分管业务条线的高管，包括在《高盛帝国》的译后记中，所特别提到要感谢的另类投资部老总汪定国。
当天早上，明天系的《证券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上，发表了题为《摧毁中国股市信心将危及整体改革》的文章。八年前的广发借壳事件中，有明天系参与的身影，而那次首先发声的媒体，正是财讯传媒集团旗下的《财经》杂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证券日报》打响了第一枪之后，后续对该事件进行了长篇详细报道的，是胡舒立的财新传媒集团。财新传媒集团始于2009年10月底，胡舒立说服《财经》杂志中的14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的保安，而当时《财经》全部的工作人员也就172人。这次集体跳槽事件，也正式表明了胡舒立和王波明的决裂。
胡和王决裂的真实原因，其实代表了资方和编辑部的矛盾。在中信集团要作为新的资本方接手的情况下，胡女士作为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的侄女，最终接受了厚扑投资方风雷的支持，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另起了炉灶。而这个方风雷，则是中金公司创立时期分管投行业务的副总裁。
涉及此次救市被抓的中信员工里，级别最高的是时任总经理程博明。一天之后，程的师弟证监会主席助理，也是此次救市的总负责人张育军被抓。两人都曾在“五道口”读硕士，不仅毕业时间只相隔一年，而且都拜于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门下。
在1994年，君安证券的张国庆要吃万科的时候，正是郁亮通过张育军找到了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才把万科给保下来。如果老张没有在2015年倒下去，可能我们也看不到更精彩的宝万之争了。
张育军被抓一个月之后，其担任深交所总经理时的副手，原深交所副总经历的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家中自缢身亡。两个月之后，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直到现在，这个事情仍没有完全的结束。
还记得当初在证监会召集的首次救市会议上，王东明对主持会议的证监会主席肖钢说：“主席让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也正是王东明的这个表态，结束了场上救还是不救的争论。恐怕当时在做的几位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决定，不仅没能把市场救了，还会把所有人都搭了进去。
2015年11月15日，王波明辞去财讯传媒集团董事会主席及董事长的职务。11月17日，中信证券召开党委会，宣布了人事变动：中信证券原党委书记王东明退休。
此时此刻，正如金老在《天龙八部》中，所描写的乔峰最终离场时的片段：耶律洪基冷笑一声，朗声道：“萧大王，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
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只是不知道这哥俩，是否还会经常想起老父亲临终的遗言：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
至于说如今的中信证券，好是挺好的。可没了乔帮主的丐帮，在江湖上又算个什么？
